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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作为一个民族的普遍精神习俗和行为原则（第3页）

第十节西班牙人的性格和中国人的性格

民族的性格是由美德与邪恶、善与恶的混合而得到的，这一点适用于每个民族。

混合得好，产生的好结果往往是超乎想象的；混合得不好，产生的坏结果也是不可思议的。

查士丁[823]说，向来以诚信闻名的西班牙人，如果被要求妥善保管一件物品，就会竭力去做，哪怕面对死亡的威胁。

而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种恪尽职守的精神从未改变。

在财产的保管上，每一个在加的斯经商的国家都从不后悔地交给西班牙人。

这种令人敬佩的品质，一旦与他们的懒散混合在一起，西班牙王国的整个商贸就掌控在欧洲各国的手里了，而且就发生在眼皮底下。

这种结果显然是有害的。

中国人由于自己的性格因素产生了刚好与西班牙人相反的混合。

中国人之所以得不到任何商业民族的信任[824]，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活力令人感到惊奇，他们的欲望也超乎常人，而这些又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极难维持稳定。

[825]这种广为人知的不诚信，使中国人只能跟日本维持商业往来；欧洲商人如果通过中国北方的省份进行对日贸易，将获得许多便利，但是，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这样做。

第十一节一点儿感想

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我说这些是为了无限缩小美德与邪恶之间的距离，绝不是那样的。

我只是想说，政治弊端和坏的道德并没有任何对等关系。

明白这一点对每个制定出违背民族普遍精神之法律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第十二节专制主义国家的习俗和行为原则

习俗和行为原则不可更改这一准则，对专制主义国家而言重要至极，否则的话，将迅速引起革命。

原因在于，专制主义国家几乎没有法律，一切只是习俗和行为原则，因此，此二者的改变，意味着此类国家的一切都将改变。

法律是人为制定出来的，而习俗却是启迪的结果。

与习俗关系更大的，是普遍精神；与法律关系更大的，是具体制度。

彻底推翻普遍精神的危险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改变具体制度的危险程度。

在某些国家里，所有人都既超过又不如别人，既专制待人又被人专制对待。

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来往，比随处享有自由的国家人民之间的来往更少，其习俗和行为原则的变化也相对更少。

如果行为原则比较固定，就跟法律相差无几了。

因此，相比其他国家，对于这些国家的习俗和行为原则，君主或立法者越少触碰越好。

这些国家的妇女，一般都深居简出，没有资格插手任何事情。

在其他一些国家里，男女之间可以进行较多的往来，而且，招人喜欢和被人取悦的愿望，妇女们都具有，因此，这些国家的行为原则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现在，由于互相之间的侵蚀，男女两性所特有的基本品质，都已经消失不见了，人们可以随意安排那些以前通常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826]。

于是，人民的行为原则一天天地变样。

第十三节中国人的行为原则

然而，中国的行为原则向来稳定，似乎从未改变过。

在中国，妇女和男人的互相隔离，是不可逾越的。

而且，习俗和行为原则这些东西，在学校也设有课程。

一个文人的身份，完全可以从行礼时的典雅来断定，而且不容置疑[827]。

一旦有严厉的老师教授了这些东西，它们就成为牢固的、不容变更的道德准则。

第十四节怎样才算自然地更改一个国家的习俗和行为原则

前面已经说过，立法者所制定的具体而精确的制度，就是法律；一个国家的一般性制度，就是其习俗和行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