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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作为一个民族的普遍精神习俗和行为原则（第4页）

因此，未免太过专断强权之嫌，人们不应该借助法律手段来实现改变习俗和行为原则的愿望。

然而，非要改变习俗和行为原则，倒是有一个可靠的方法，那就是借助另一种习俗和行为原则。

因此，如果一位君主想在国内促成一场大变革，那就应该借助新的法律改变原有的法律，借助新的习俗改变原有的习俗；倘若企图用新的法律改变原有的习俗，那么效果会很差。

俄罗斯的专横表现有：通过法律强行让人民剪短胡子和上衣、彼得一世命令进城者一律将长袍裁至与膝盖齐平。

通过刑罚的手段，可以预防犯罪，但要改变行为原则，却要发挥典型的作用。

这位君主对国家的看法是很糟糕的，他认为人民是愚蠢不堪的，可事实不是那样。

表明这些的正是——后来[828]这个国家迅速得到治理，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实际上，他的那些专横手段是无效的，要达到同样目的，也可以用比较温和的手段。

发挥事实的说服力进行改革，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以往被深锁在后院的妇女就是奴隶。

请她们来到宫廷，配给她们日耳曼式的服装和织物，这种做法可以让女性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和快乐。

男性应拿这种生活方式与女性共享，因为它很能满足妇女的情趣、虚荣和欲望。

民族之间的混合和讨伐而非气候促成了当时的习俗，因此，要改变这些习俗，并不是多大的难事。

甚至彼得一世自己都意外地发现，当他把欧洲的习俗和行为原则引进一个欧洲国家时，竟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地实现了改革。

影响一种习俗和行为原则的所有因素，首推气候因素，因此，他那改变人民习俗和行为原则的愿望，不必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

人民一般是舍不得放弃自己原有习俗的，因此，通过专横手段令他们放弃，就会把不幸带给他们。

他们的习俗和行为原则，只能被引导着发生改变。

一切并非不可或缺的惩罚，都属于暴戾专横主义。

法律这种行为，不是只凭借权力的，法律不应该触碰那些在固有性质上就属于不怎么重要的事情。

第十五节家庭管理是怎样影响国家治理的

俄罗斯政体的改变，与妇女习俗的改变有关，这是不用怀疑的。

事物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有对妇女的奴役，则必有君主的专制主义；妇女是自由的，君主政体的精神必将是一种不同的样子。

第十六节支配人的各项原则是怎样被某些立法者混淆的

法律从没有确立过作为习惯性行为的习俗和行为原则，也不能或不愿意确立它们。

法律与习俗和行为原则的区别在于：法律确立规范的重点，是公民的行为；习俗确立规范的重点，是人的行为。

习俗关系到的，主要是内心活动；行为原则关系到的，主要是外在行为表现。

这些东西如果共同纳入一个国家，可能有时会难以区分[829]。

莱库古只制定了一部法典就囊括了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这三者，中国的立法者也有这种表现。

在斯巴达和中国，习俗代表法律，行为原则代表习俗，因此，我们不必奇怪他们的立法者混淆了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

让人民一直过太平日子，是中国立法者的主要目的。

他们提出的要求有：每个人都蒙受着他人的许多恩惠，也在某一方面依赖他人，这些时刻不能忘记，且要做到人与人之间互相尊敬。

中国立法者为达到这一目标所制定的礼仪规范，涵盖范围达到了最广。

中国的一个良好办法是，让村民[830]和地位高贵者同样有教养。

这样一来，人民宽厚的性情就养成了，太平景象和社会秩序得到维持，凶狠之心所产生的一切邪恶，也随之消除了。

不用教养规范来加以约束，的确无异于对邪恶的放纵。

就这一点说，教养比礼貌重要；礼貌会成全他人的邪恶，而如果一个人有了教养，其邪恶就不会显露出来。

教养对人与人交往的作用，如同是一道墙，人们之间的互相侵蚀，被它制止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