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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作为一个民族的普遍精神习俗和行为原则（第5页）

在习俗方面，制定了严格制度的莱库古却没有忽略教养。

他所采取的鼓舞人民的手段，是好战精神。

有些人总是扮演着施惩者和被惩者、教导者和被教导者的双重身份。

他们纯朴而坚毅，互相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报以美德，而非互相尊重。

第十七节中国政体的特色

中国立法者不仅做了这些[831]。

宗教、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这些东西，被中国立法者糅合成了伦理与美德。

所谓的礼仪，指的就是有关宗教、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的训导，由于对礼仪最严格的遵守，中国的政体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

中国人对礼仪的学习，主要是在年轻的时候，而对礼仪的践行则毕其一生。

礼仪的教授工作由文人去做，倡导工作则由官员负责。

礼仪包含了生活的每个方面和一切细节。

中国人想要十分太平的生活，找到恪遵礼仪的方法即可。

中国相当复杂的书法，使中国人为了全身心投入礼仪而耗费了大半辈子[832]的时间，因为礼仪充满了需要认读的书籍。

相比知识性的东西，礼仪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因而更容易打动人心，因为它没有任何宗教成分，完全由简单的日常行为准则组成。

由于这两个原因，礼仪轻而易举地深入了中国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

在治国方面，有些君主想要确立良好的行为原则，却诉诸刑罚而拒绝礼仪，然而刑罚其实不能达到那种目的。

刑罚手段完全可以驱逐一个抛弃良好行为原则的犯法者，可是法不责众，良好的行为原则，即便驱逐所有这样的犯法者也不能树立起来。

普遍弊病的多种后果，刑罚都能遏制住，可是，病害本身却不是刑罚能够消除的。

因此，中国人一旦放弃了他们的政体原则和道德原则，国家将迅速陷入无政府状态，并随之爆发革命。

第十八节从上一节延伸出来的问题

因此，中国丢掉自己法律的原因，不是它被外族征服。

要把中国的习俗、行为原则、法律和宗教这些东西一一分辨开来，是很难办到的，因此，要全部改变它们，也是不可能的。

在被征服者的国家实行变革，只能有它自己主动改变和由征服者来改变这两个选择。

中国变革的主动一方，向来都是征服者。

中国当地人的行为原则、法律和宗教，与外来征服者的行为原则、法律和宗教互相冲突，所以他们不会去主动改变；相比征服者向被征服者屈服，更容易做到的是被征服者向征服者屈服。

还有，基督教几乎没有可能在中国传播开来[833]，这是一件更为可悲的事。

中国的习俗和行为原则，将被基督教如下所有事项推翻，有了它们，中国人的宗教和法律亦将面临危险：妇女要立誓保持自己的贞操、教堂是集会的地方、与神职人员往来、对神圣事宜的参与、面对面一对一的忏悔、涂油礼、男人不能纳妾等。

由于慈善事业、公开的礼拜和共同举行的圣事，基督教似乎有一切联系在一起的要求，而中国人的要求则似乎是一切独立，彼此不相连属。

比较平和的政体都能与基督教良好地彼此互容，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而专制主义精神一般是要求一切分离[834]的。

第十九节中国人如何将宗教、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融为一体

中国立法者立法治国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天下太平。

他们所看到的确保天下太平的有效方法，就是无条件地遵从法令。

他们进而感觉到，对父亲的敬爱[835]应当得到激励，因此，他们竭尽全力去实践这一点。

于是，无数的礼仪和程序被他们制定出来，一位父亲无论在世还是已故，都会受到子女的敬爱。

如果父亲在世时都不知敬爱和赡养，死后祭祀事宜就更不可能了。

后者密切关系到宗教，前者密切关系到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

然而，宗教、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都属于同一部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