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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作为一个民族的普遍精神习俗和行为原则（第6页）

法典所涵盖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

谈到对父亲的敬爱，势必要谈到对年长者、老师、官员和皇帝等人的敬爱，这些身份可看成与父亲相等。

敬爱父亲，父亲作为回报一般会关爱子女。

同样，年长者、官员和皇帝也有回报，即给年幼者、下属和臣民以关爱。

该民族之普遍精神的礼仪，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

我们将感觉到中国的基本政制也许离不开那些看似最次要的东西。

中华帝国之建构基础，就是治家理念。

对父权的削弱，哪怕只是一丁点儿，比如废除表达尊重父权的礼仪，也与不再敬爱父母官相差不远了。

官吏原本应该对百姓视如己出，削弱父权之后却不再关爱百姓，君主也慢慢地不再关爱臣民，而臣民也开始不爱戴君主。

削减父权随意的一项内容，都意味着挖国家的墙脚。

诸如儿媳每天清早就去侍奉婆婆一类的日常琐事，本身确实无关紧要，但如果想到它们的作用是唤起一种必须深藏内心的、构成中国治国精神的感情，我们就会明白任何这样的事情都不能忽视。

第二十节对中国的一种反常现象的解释

完全听从礼仪行事的中国人却是世上最奸猾的民族，必须说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实。

最能激发出人之诚信的活动，要属贸易活动，然而中国人进行贸易时从不表现出诚信，而是经常表现出奸猾。

买东西的人需要自带衡器[836]，而每个商人都备有重[837]、轻、公平三种秤。

进货用重秤，卖出产品用轻秤，如果顾客有所防备，才用公平秤。

关于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我想我能解释得通。

百姓服从而不闹事，百姓勤奋又不怕苦——由于气候和土壤的原因，这两种品质是他们脆弱生活的保障——是中国立法者的两个目标。

每个人都甘愿服从和劳动，意味着国家将出现良好的形势。

中国的法律没有提出控制人人唯利是图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或者是必然结果，或者是气候的原因——的办法。

它只禁止了所有通过暴力牟利的行为，却没有制止任何偷奸耍滑牟利的行为。

中国人的道德和欧洲人的道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管是谁，只要他身处中国，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是他必须要关注的[838]。

斯巴达不禁止偷窃，而中国则默许欺骗，如果骗子都已经无限关注自己的利益了，欺骗对象就更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原本就应该想到。

第二十一节法律与习俗和行为原则产生关系的方式

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这些东西，是彼此分离的，要把它们融合在一起，需要特殊的制度。

它们之间虽然互相独立，某些重大关系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梭伦在回答他为雅典人制定的法律是不是最好的这个问题时说：“在他们能够忍受的法律中是最好的。”

真希望每个立法者都能听到这个如此美妙的回答。

上帝也说他给犹太人的训诫“不是特别好”

，意思是说相对其他而言，他的训诫还是相当优秀的；犹太人只有拥有了上帝的训诫，才能克服摩西法律造成的诸多困难。

第二十二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优良的习俗如果已经养成，一个民族的法律就不再那么复杂。

柏拉图说[839]，拉达曼提斯[840]之所以能够极快地处理任何一个案件，是因为他治下的人民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而他又让案件中的当事人为自己供词的诚信立誓。

他还说[841]，在没有宗教的民族当中，如果当事者不像法官和证人一样丝毫不会受到案件影响，则不能使用让他们立誓的方法。

第二十三节法律向习俗靠拢

在拥有纯粹习俗的时期，罗马人的刑律不包括对挪用公款的特有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