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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财产（第11页）

所以此等平均地权的方法，不论事实，在理论上已是很难成立的了。

据记载，唐朝当开元时，其法业已大坏。

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为相，改租庸调法为两税法，人民有田无田，田多田少，就无人过问了。

自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行户调法至此，前后适五百年。

自此以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

间或丈量，不过为平均赋税起见，而亦多不能彻底澄清。

兼并现象，依然如故，其中最厉害的，为南宋时浙西一带的兼并。

因为这时候，建都在临安，浙西一带，阔人多了，竞以兼并为事。

收租奇重。

宋末，贾似道要筹款，就用低价硬买做官田。

田主固然破产了。

佃户自此要向官家交租，又非向私家交租时“额重纳轻”

之比，人民已受了一次大害。

到明初平张士诚，太祖恶其民为士诚守，对于苏松、嘉湖之田，又定以私租为官税。

后来虽屡经减免，直到现在，这一带田赋之重，还甲于全国。

兼并的影响，亦可谓深了。

物价的高低，东汉以后，更无人能加以干涉。

只有食粮，关系人民的利害太切了，国家还不能全然放任。

安定谷价的理论，始于李悝。

李悝说籴（谷价），甚贱伤农，甚贵伤民（此“民”

字指谷之消费者，与农为谷之生产者立于对峙的地位），主张当新谷登场时，国家收买其一部分，至青黄不接时卖出，以保持谷的平价。

汉宣帝时，谷价大贱，大司农耿寿昌，于若干地方行其法，名其仓为常平仓。

此法虽不为牟利起见，然卖出之价，必比买进之价略高，国家并无所费，而人民实受其益，实可称法良意美。

然在古代，谷物买卖未盛则有效。

至后世，谷物的市场日广，而官家的资本甚微，则即使实力奉行，亦难收控制市场之效；何况奉行者又多有名无实；甚或并其名而无之呢？所以常平仓在历代法令上，虽然是有的时候多，实际上并无效力。

隋文帝时，工部尚书长孙平创义仓之法，令人民于收成之日，随意劝课，即于当社立仓存贮。

荒歉之时，用以救济。

后周时有惠民仓。

将杂配钱（一种杂税的名目）的几分之几，折收谷物，以供凶年平籴之用。

宋时又有广惠仓。

募人耕没入和户绝田，收其租以给郭内穷苦的人民。

这都是救济性质。

直到王安石出来，行青苗法，才推广之，以供借贷之用。

青苗法是起于李参的。

李参在陕西做官时，命百姓自度耕种的盈余，告贷于官。

官贷之以钱。

及秋，随赋税交还。

王安石推行其法于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