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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财产（第12页）

以常平、广惠仓所储的钱谷为贷本（仓本所以贮谷，后世因谷的储藏不便，亦且不能必得，遂有兼储钱的。

需用时再以钱买谷，或竟发钱），当时反对者甚多，然其本意是好的，不过官不是推行此法的机关不免有弊罢了（反对青苗的人，有的说它取息二分太重，这是胡说，当时民间利率，实远重于此。

青苗之弊在于：（一）人民不敢与官交涉；（二）官亦不能与民直接交涉，势必假手于吏胥，吏胥多数是要作弊的，人民更不敢与之交涉；（三）于是听其自然，即不能推行；（四）强要推行，即不免抑配；（五）借出之款，或不能偿还，势必引起追呼；（六）又有勒令邻保均赔的；（七）甚有无赖子弟，谩昧尊长，钱不入家，或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的。

总而言之，是由于办理的机关的不适宜）。

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建州大饥。

朱子请于府，得常平仓粟六百石，以为贷本。

人民夏天来借的，到冬加二归还。

以后逐年如此。

小荒则免其半息，大荒则全免其息。

如此十四年，除将原本六百石还官外，并将余利，造成仓廒，得粟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

自此借贷就不再收息了。

朱子此法，其以社为范围，与长孙平的义仓同。

不但充平籴及救济，而兼供借贷，与王安石的青苗法同。

以社为范围，则易于管理，易于监察，人民可以自司其事。

如此，则有将私藏的仓谷出贷，化为有用的资本之利，而无青苗法与官交涉之弊。

所以历来论者，都以为此法最善；有与其提倡常平、义仓，不如提倡社仓的倾向。

义仓不如社仓，诚然无可争辩，这是后起者自然的进步。

常平和社仓，则根本不是一件事。

常平是官办的，是和粮食商人斗争的。

义仓和社仓，都是农民互助的事。

固然，农民真正充足了，商人将无所施其剥削，然使将现在社会上一切剥削农民之事，都铲除了，农民又何至于不足呢？

固然，当时的常平仓，并没有控制市场之力；至多当饥荒之际，开办平籴，惠及城市之人。

然此乃常平办理之不得其法，力量的不够，并不是其本质不好。

依正义及经济政策论，国家扶助农民和消费者，铲除居间者的剥削，还是有这义务，而在政策上也是必要的。

所以常平和社仓，至少该并行不废。

再者，青苗法以官主其事，固然不好，社仓以人民主其事，也未必一定会好的。

因为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是同样要吮人膏血的，并无彼此之分。

主张社仓的，说社仓范围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管理的人，难于作弊。

然而从来土豪劣绅都是明中把持、攘夺，并不是暗中攫取的。

义仓创办未几，即或因人民不能管理，而移之于县。

社仓，据《文献通考》说：亦是“事久而弊，或主之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无可给，或拘纳息米而未尝除，甚者拘催无异正赋”

，以为非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

不为功。

可见防止贪污土劣的侵渔，仍不能无借于人民的自卫了。

平抑粮食以外他种物价之事，东汉以后无之。

只有宋神宗熙宁五年，曾立市易司，想平抑京师的物价，然其后事未能行。

借贷，亦始终是剥削的一种方法。

最初只有封君之类是有钱的人，所以也只有他们能营高利贷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