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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阶级（第5页）

确实，汉朝亦还有此种人，如盖宽饶，“刚直高节，志在奉公”

。

儿子步行戍边，专务举发在位者的弊窦，又好犯颜直谏，这确是文臣的好模范。

又如李广，终身除射箭外无他嗜好，绝不言利，而于封侯之赏，却看得很重。

广为卫青所陷害而死，他的儿子敢，因此射伤卫青，又给霍去病杀掉，汉武帝都因其为外戚之故而为之讳，然李广的孙儿子陵，仍愿为武帝效忠。

他敢以步卒五千，深入匈奴。

而且“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

（见《汉书·司马迁传》迁《报任安书》），这真是一个武士的好模范。

还有那奋不顾身、立功绝域的傅介子、常惠、陈汤、班超等，亦都是这一种人。

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

在汉代，此等人已如凤毛麟角，魏晋以后，遂绝迹不可复见。

岂无好人？然更不以封建时代忠臣和武士的性质出现了。

过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可复燃。

后人谈起这种封建时代的精神来，总觉得不胜惋惜。

然而无足惜也。

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时文臣的见解，已不免于偏狭。

武人则更其要不得。

譬如李广，因闲居之时，灞陵尉得罪了他（如灞陵尉之意，真在于奉公守法，而不是有意与他为难，还不能算得罪他，而且是个好尉），到再起时，就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这算什么行为？他做陇西太守时，诈杀降羌八百余人，岂非武士的耻辱？至于一班出使外国之徒，利于所带的物品，可以干没，还好带私货推销，因此争求奉使。

到出使之后，又有许多粗鲁的行为，讹诈的举动，以致为国生事，引起兵端（见《史记·大宛列传》），这真是所谓浪人，真是要不得的东西。

中国幸而这种人少，要是多，所引起的外患，怕还不止五胡之乱。

封建时代的精神过去了。

社会阶级，遂全依贫富而分。

当时所谓富者，是（一）大地主；（二）大工商家。

晁错《贵粟疏》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俗之所贵，主之所贱；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可见法律全然退处于无权了。

因资本的跋扈，奴婢之数，遂大为增加。

中国古代，虽有奴婢，似乎并不靠他做生产的主力。

因为这时候，土地尚未私有，旧有的土地，都属于农民。

君大夫有封地的，至多只能苛取其租税，强征其劳力（即役），至于夺农民的土地为己有，而使奴隶从事于耕种，那是不会有这件事的（因为如此，于经济只有不利。

所以虽有淫暴之君，亦只会弃田以为苑囿。

到暴力一过去，苑囿就又变作田了）。

大规模的垦荒，或使奴隶从事于别种生产事业，那时候也不会有。

其时的奴隶，只是在家庭中，以给使令，或从事于消费品的制造（如使女奴舂米、酿酒等），经济的力量所限，其势自不能甚多。

到资本主义兴起后，就不然了。

（一）土地既已私有，原来的农奴，都随着土地，变成地主的奴隶。

王莽行王田之制，称奴隶为“私属”

，和田地都不得买卖。

若非向来可以买卖，何必有此法令呢？这该是秦汉之世，奴婢增多的一大原因（所以奴婢是由俘虏、罪人两个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少，由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