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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初兴之时,较之武力主义,公平多了,温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欢迎的。
资本主义所以能取武力主义而代之,其根源即在于此。
然前此社会的规则,都是根据武力优胜主义制定的,不是根据富力优胜主义制定的。
武力优胜主义,固然也是阶级的偏私,且较富力优胜主义为更恶。
然而人们(一)谁肯放弃其阶级的偏私?(二)即有少数大公无我的人,亦不免为偏见所蔽,视其阶级之利益,即为社会全体的利益;以其阶级的主张,即为社会全体的公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所以资本主义的新秩序,用封建社会的旧眼光看来,是很不入眼的;总想尽力打倒它,把旧秩序恢复。
商鞅相秦,“明尊卑爵秩等级。
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
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纷华”
(《史记》本传),就是代表这种见解,想把富与贵不一致的情形,逆挽之,使其恢复到富与贵相一致的时代。
然而这如何办得到呢?封建时代,统治者阶级的精神,最紧要的有两种:一是武勇,一是不好利。
唯不好利,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唯能武勇,故威武不能屈。
这是其所以能高居民上、维持其治者阶级地位的原因。
在当时原非幸致。
然而这种精神,也不是从天降、从地出;或者如观念论者所说,在上者教化好,就可以致之的。
人总是随着环境变迁的。
假使人而不能随着环境变迁,则亦不能制驭环境,而为万物之灵了。
在封建主义全盛时,统治阶级因其靠武力得来的地位的优胜,不但衣食无忧,且其生活,总较被治的人为优裕,自然可以不言利。
讲到武勇,则因前此及其当时,他们的生命,是靠体力维持的(取之于自然界者如田猎。
取之于人者,则为战争和掠夺),自能养成其不怕死不怕苦痛的精神。
到武力掠夺,悬为厉禁,被治者的生活,反较治者为优裕;人类维持生活最好的方法,不是靠体力取之于自然界,或夺之于团体之外,而反是靠智力以剥削团体以内的人;则环境大变了。
统治阶级的精神,如何能不随之转变呢?于是滔滔不可挽了。
在当时,中坚阶层的人,因其性之所近,分为两派:近乎文者则为儒,近乎武者则为侠。
古书多以儒侠并称,亦以儒墨并称,可见“墨”
即是“侠”
。
儒和侠,不是孔、墨所创造的两种团体,倒是孔、墨就社会上固有的两种阶级,加以教化,加以改良的。
在孔、墨当日,何尝不想把这两个阶级振兴起来,使之成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
儒者只成为“贪饮食,惰作务”
之徒(见《墨子·非儒》),侠者则成为“盗跖之居民间者”
(《史记·游侠列传》)。
质而言之,儒者都是现在志在衣食,大些则志在富贵的读书人。
侠者则成为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了。
我们不否认,有少数不是这样的人,然而少数总只是少数。
究其原理,因为在生物学上,人,大多数总是中庸的,而特别的好和特别的坏,同为反常的现象。
所以我们赞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数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赞成认现社会的制度为天经地义,责成人在现制度之下做好人,陈义虽高,终成梦想。
直到汉代,想维持此等阶级精神,以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的,还不乏其人。
试看贾谊《陈政事疏》所说圣人有金城之义,董仲舒对策说食禄之家不该与民争利一段(均见《汉书》本传),便可见其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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