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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文化之精神（第3页）

（fitforwhat？）（原双关语意为“配做什么？”

）依我所知这个问题此刻还没回答，且要得到圆满的回答，也要有待时日。

厌世家曾经问过，假使我们都知道所干的事是为什么，世上还有人肯去干事吗？譬如我们好讲妇女解放自由，而从未一问，自由去做甚？中国的老先生坐在炉旁大椅上要不敬的回答。

自由去婚嫁。

这种人文主义冷静的态度，每易煞人风景，减少女权运动者之热诚。

同样的，我们每每提倡普及教育，平民识字，而未曾疑问，所谓教育普及者，是否要替逐日邮报及beaverbrook的报纸多制造几个读者？自然这种冷静的态度，易趋于守旧，但是中西文化精神不同之情形，确是如此。

其次，所谓人文主义者，原可与宗教相对而言。

人文主义既志定人生目的在于今世的安福，则对于一切不相干问题一概毅然置之不理。

宗教之信条也，玄学的推敲也，都摒弃不谈，因为视为不足谈。

故中国哲学始终限于行为的伦理问题，鬼神之事，若有若无，简直不值得研究，形而上学的哑谜，更是不屑过问。

孔子早有未知生焉知死之名言，诚以生之未能，遑论及死。

我此次居留纽约，曾有牛津毕业之一位教师质问我，谓最近天文学说推测，经过几百万年之后太阳渐减，地球上生物必歼灭无遗，如此岂非使我们益发感到灵魂不朽之重要；我告诉他，老实说我个人一点也不着急。

如果地球能不再存在五十万年，我个人已经十分满足。

人类生活若能再生存五十万年，已经仅够我们享用，其余都是形而上学无谓的烦恼。

况且一人的灵魂可以生存五十万年，尚且不肯干休，未免夜郎自大。

所以牛津毕业生之焦虑，实足代表日耳曼族心性，犹如个人之置五十万年外事物于不顾，亦足代表中国人的心性。

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中国人不会做好的基督徒，要做基督徒便应人教友派（quakers），因为教友派的道理，纯以身体力行为出发点，一切教条虚文，尽行废除。

如废洗礼、废教士制等。

佛教之渐行中国，结果最大的影响，还是宋儒修身的理学。

人文主义的发端，在于明理。

所谓明理，非仅指理论之理，乃情理之理，以情与理相调和。

情理二字与理论不同，情理是容忍的、执中的、凭常识的、论实际的，与英文com摸nsense含义与作用极近。

理率是求彻底的、趋极端的，凭专家学识的、尚理想的。

讲情理者，其归结就是中庸之道。

此庸字虽解为“不易”

实即与com摸nsense之com摸n原义相同。

中庸之道，实即庸人之道，学者专家所失，庸人每得之。

执理论者必趋一端，而离实际，庸人即不然，凭直觉以断事之是非。

事理本是连续的、整个的，一经逻辑家之分析，乃成断片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理之是非已失其固有之面目。

惟庸人综观一切而下以评判，虽不中，已去实际不远。

中庸之道即以明理为发端，所以绝对没有玄学色彩，不像西洋基督教把整个道学以一段神话为基矗（按创世纪第一章记始祖亚当吃苹果犯罪，以致人类于万劫不复，故有耶稣钉十字架赎罪之必要。

假使亚当当日不吃苹果，人类即不堕落，人类无罪，赎之谓何，耶稣降世，可一切推翻，是全耶稣教义基础，系于一粒苹果之有无。

保罗神学之论理基础如此，不亦危乎？）人文主义的理想在于养成通达事理之士人。

凡事以近情理为目的，故贵中和而恶偏倚，恶执一、恶狡猾、亚极端理论。

罗素曾言：“中国人于美术上力求细腻，生活上，力求近情”

“inarttheyaimatbeingexquiste，andinlifeatbeingreasonab1e”

（见论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

）在英文，所谓dobereasonable即等于“毋苛求”

、“毋迫人太甚”

对人说“你也得近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