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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的设计（第4页）

有些情况下，关于某一风险的媒体报道能抓住部分公众的注意力，这部分注意力进而会变成激愤和焦虑。

这种情感反应本身就是一种宣扬，会推动媒体跟进报道，继而会令人产生更大的焦虑，波及面也更大。

通过“可得性倡导者”

，这个循环有时候会因为那些“可得性专业户”

—专门负责连续不断地散布扰乱民心消息的个人或组织—的刻意操纵而加速运行。

媒体竞相制造吸引人眼球的头条新闻，危险也随之升级。

一些科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人士试图抑制这种日益增长的恐惧和厌恶情绪，然而收效甚微，非但没有达成初衷，反而激起了不少敌意：所有宣称危险有些夸大其词的人都有“欲盖弥彰”

的嫌疑。

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每个人对此都很上心，政治体系的回应也会受公众情感强烈程度的影响。

此时效用层叠就要重新设定优先考虑的事件。

其他风险和关乎公众利益的资源利用方式也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库兰和桑斯坦曾经关注过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直至今日仍备受争议：（纽约州）拉夫运河事件和所谓的艾拉恐慌（Alarscare）。

拉夫运河中掩埋的有毒垃圾在1979年的雨季中显露出来，引起了水井污染超标，还散发出恶臭。

当地居民当时既气愤又害怕，他们中的洛伊丝·吉布斯（LoisGibbs）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尤为活跃，一心想要维护自身利益。

官方消息触发了效用层叠。

在这一事件最受关注的时候，每天都会有很多拉夫运河的相关报道，当时一些科学家试图告诉公众他们夸大了危险的程度，但是这一论调不是被人们忽略就是被相反的声音淹没了。

当时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档播出了一个名为“杀戮场”

的节目，视频中的人们抬着婴儿用的空棺材行经立法机关门前。

众多居民由政府出资迁往外地。

对有毒垃圾的治理成了当地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环境问题，当地政府出台了《环境保护赔偿责任法》，要求清理有毒地点，设立超级基金，这项立法被视为环境立法史上的重大成就。

这些措施花费自然不菲，有人还说同样数额的钱如果用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

拉夫运河事件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直至今日人们仍旧各执一词，没有人能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证实这一事件对健康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

库兰和桑斯坦对拉夫运河事件的报道像是条假新闻，不过环保人士今天仍旧会一再提到“拉夫运河灾难”

。

关于库兰和桑斯坦用来说明效用层叠概念的第二个例子，人们的观点至今仍然存有分歧。

这个例子就是1989年的艾拉事件，也就是环境问题批评者口中的“艾拉恐慌”

。

艾拉是种化学品，喷洒到苹果上用以调节苹果的生长周期并改善其外观。

有报道称该化学品用量大，可导致大老鼠和家鼠得癌症，恐慌便由此引发。

报道自然可以吓到众人，而且这些恐慌情绪也促使媒体争相报道，这就是效用层叠的基本机制。

这一主题对新闻形成引导作用，进而引发了重大的媒体事件，例如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Streep）在国会前的证词。

由于苹果和苹果产品引起人们的恐慌，苹果产业损失巨大。

库兰和桑斯坦引用了一位打来电话的居民的话，此人问道：“是把苹果汁倒进下水道更安全，还是扔到有毒废物垃圾场更安全？”

生产商回收了苹果杀虫剂产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也对此产品颁布禁令。

此后的研究证实这种物质致癌的可能性很小，艾拉事件显然是对一个小问题做出的过激反应。

这件事对公众健康的最终影响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人们吃到的好苹果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