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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的设计（第3页）

他说，当专家和公众对各自的优先权意见分歧时，“双方必须尊重对方的见解和智慧”

。

斯洛维克想摆脱专家对风险判断的绝对控制，因此他对专家的理论根据—风险是客观的—发起了挑战。

“风险”

并不是脱离我们的思想和文化而独立存在的，不会老老实实等着我们去测量。

人类发明“风险”

这个概念是为了帮助自己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危险和不确定情况。

尽管这些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却没有“真正风险”

或“客观风险”

这回事。

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斯洛维克列举了9种界定死亡风险的方式，从“每100万人的死亡”

到“每生产价值100万美元的产品造成的死亡”

，这种死亡风险与向空气中释放有毒物质的做法相关联。

他的观点是：风险评估依赖测试方法的选择—这种选择极有可能是在人们心中期望得到这样或那样结果的情况下作出的。

他进一步总结道，“因此，风险界定是一种权利运作”

。

也许你从未想过竟然会有人将判断心理的实验研究与棘手的政策问题联系起来！

但是，政策最终还是与人相关的，它关乎人们想要什么和什么对他们是最有利的问题。

每个政策问题都包括对人性的假设，尤其是人们可能作出的抉择和他们为自己和社会作出抉择所带来的后果。

我特别敬仰的另外一位学者兼好友卡斯·桑斯坦（CassSunstein）对专家和公众的看法与斯洛维克截然不同，他认为专家就是抵制“平民”

越轨的壁垒。

桑斯坦是美国最知名的法学家之一，与同领域的其他领军人物一样，他身上具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他知道自己能快速且完整地掌握任何知识体系，而且他已经掌握了很多知识体系，包括判断和决策心理学、管理问题、风险政策等。

他认为美国现行的监管体系暴露出优先处理事件不明确的糟糕状况，这一体系更多的是对公众施压做出反应，而不是谨慎客观地分析具体情况。

桑斯坦认为，为降低风险而采取的风险监管和政府干预手段，应该以成本和利益间的理性权衡为指导。

对具体情况的谨慎而客观的分析，其自然单位是拯救生命的数量（或者是寿命，用寿命做自然单位可能会更注重对年轻人的拯救）和钱财的数量。

监管不力会造成生命和金钱的浪费，两者都可以进行客观测量。

斯洛维克认为风险及其测量都是主观的，桑斯坦对此并不信服。

风险评估的许多方面都还有待商榷，但他对风险的客观性抱有信心，也许通过科学、专业知识和审慎的思考可以拥有这样的信心吧。

桑斯坦越来越相信，对风险带有偏见的反应是导致公共政策中优先处理权不稳定和错位的重要原因。

立法者和监管人员对民众的无理要求可能会反应过度，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也因为他们和其他民众一样容易抱有同样的认知偏见。

桑斯坦和一位合作者—法学家蒂默尔·库兰（TimurKuran）为偏见植入政策这一机制起了个名字“效用层叠”

（availabilitycascade）。

他们评论道，在社会大背景下：“所有的启发式都是平等的，但可得性相比而言更平等。”

他们了解广义的启发式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可得性为判断（而不是概率）提供了启发，尤其是我们通过想到某个概念的轻松程度（和情感的释放）来判断其重要性时，这种启发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效用层叠是一连串自持事件，它可能开始于对相对次要的事件的媒体报道，然后会引起公众恐慌和大规模的政府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