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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的设计（第5页）

艾拉事件说明，我们的大脑解决小风险的能力有一个基本限度：我们要么完全忽视风险，要么过于重视风险，没有中间地带。

每位等待晚归女儿的家长都能体验到这种感觉。

你也许知道真的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你的大脑会不自觉地闪现危险的景象。

正如斯洛维克所言，焦虑对伤害的可能性还不够敏感。

你想到了分子（即你在新闻中看到的悲惨新闻），却没有想到分母。

桑斯坦发明了“概率忽视”

这一短语来描述这一模式。

概率忽视和效用层叠两种社会机制的组合必然会导致对小威胁的夸大，有时还会引发严重后果。

当今世界，将效用层叠发挥到极致的人最有可能是那些恐怖分子。

除了几次可怕的事件，比如“9.11”

事件，恐怖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与其他死亡原因相比是非常小的。

即使在恐怖活动猖獗的国家，比如以色列，每周的死亡人数也远不及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多。

概率忽视和效用层叠间的不同在于两种发现的可得性和呈现到脑中的轻松度和概率。

媒体不断重复的可怕画面可使每个人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想要劝自己完全冷静下来是非常难的。

恐怖主义是直接和系统1对话的。

在和朋友辩论的过程中，我是从何时开始处于下风的呢？效用层叠是真实的，它无疑扰乱了公共资源分配的重点。

卡斯。

桑斯坦会探索将决策制定者从公众压力中隔离开来的机制，让资源的分配由公正的专家来决定，这些人对所有风险都了如指掌，还知道可利用哪些资源来降低风险。

公众比桑斯坦更相信专家，但保罗·斯洛维克却不怎么相信这些专家，他指出，将专家从公众情感中隔离出来会产生公众排斥的政策，这种情形不可能发生在民主制的国家中。

两人的观点都非常有见地，他们的说法我都赞同。

我同桑斯坦一样，对非理性的恐惧和应对风险的公共政策的效用层叠都感到不适。

不过，我也认同斯洛维克的观点，即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忽略普遍存在的恐惧情绪，即使这些情绪是毫无缘由的也不该忽略。

不管理性与否，恐惧都是令人痛苦且身心俱疲的。

政策制定者必须努力保护公众不受恐惧情绪的影响，而不是只保护其不受真实存在的危险的伤害。

斯洛维克强调公众对那些不代表民意的不靠谱专家做出的决策心存抵制情绪，这一点的确不错。

此外，效用层叠也会通过呼吁人们关注风险和增加降低风险预算总额的措施来创造长期效益。

拉夫运河事件可能会使过剩资源分配到有毒垃圾的治理上，但这一事件在提升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

民主难免无秩序，其中部分原因是引导民众信仰和态度的可得性及情绪启发式难免有失偏颇，即使这些因素都指向正确的方向也难以达成完美结局。

心理学应该助风险政策的设计一臂之力，使之集专家知识、公众情感及直觉于一身。

示例—效用层叠

“她对一项创意大为赞赏，说它收益大，无成本。

我认为这就是种情绪启发式。”

“这是一个效用层叠的例子：被媒体和公众大肆宣扬的事还没发生，电视上就满是关于此事的报道，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