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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的通信（第10页）

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

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

而其中的丙，则在"

读者"

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

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

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

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

宁信而不顺"

的。

自然，这所谓"

不顺"

，决不是说"

跪下"

要译作"

跪在膝之上"

，"

天河"

要译作"

牛奶路"

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

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

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

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

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

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

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

罢工"

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

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

瞚"

字，据说是"

人人能解"

，但可惜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