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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费经虞与费密（第15页）

朝廷，政所从出，立道之源；有司公堂，行道之所；胶庠，言道之所；乡塾，学道之所；六经，载道之书；历代典章，续道之书；文章辞赋，彰道之书；冠婚丧祭，吉凶仪物，安道之用；军务边防，五刑百度，济道之用。

——此圣门所谓道也，非后儒“宗旨”

之谓也。

（下，二十）

这种见地，初看去似乎是很浅近淡薄的，但仔细看来，却是几千年无人敢说，无人能说的大见识。

他的主旨只是要使思想与人生日用发生交涉；凡与人生日用没交涉的，凡与社会国家的生活没关系的，都只是自了汉的玄谈，都只是哲学家作茧自缚的把戏，算不得“道”

。

他们说：

圣人中正平实，广大无尽，国家是赖，本配天配地之学。

后儒变立新说，化为各自一种囊风橐雾，或可有可无之经。

（下，二十）

凡经不起这个实用主义的标准的评判的，都只是可有可无的“囊风橐雾”

。

天下既治，无异于中材；天下已乱，无救于成败；上不足以急君父之难，下不足以拯生民之厄；浮言荒说，高自矜许，诬古人而惑后世。

（上，四十五）

这叫做可有可无的“囊风橐雾”

！

费氏父子的实用主义，简单说来，只是

教实以致用，学实以致用。

（上，五十一）

十个大字。

说得更明白点，只是

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蔽。

（上，四十五）

说的更明白点，只是

修之有益于身，言之有益于人，行之有益于事，仕则有益于国，处则有益于家。

（上，四十五）

在教育方面的应用，只是

用元先儒袁桷《国学旧议》，今习实事，如礼乐兵农漕运河工盐法茶马刑算，——一切国家要务，皆平日细心讲求，使胸有本末定见，异日得施于政。

在学十年，选而仕之，使自署其习云“能某事”

，得以课勤其实，悉考为伍贰，禄俸足以养廉，历练国事；能则迁升，不能则罢去。

（上，四十七）

在政治方面的应用，只是

论政，以身所当者为定，考古斟酌调剂之。

仁义礼乐，遵二帝三王为法。

至于典制政刑，采之历代，庶可施行。

尧舜三代风气未开；今所用者，亦政之大端；而世所行，皆汉唐以来累朝讲求明备，传为定章。

使天下安宁，不过济时救弊也已。

（中，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