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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费经虞与费密（第14页）

；“三重九经”

之说虽极淡薄，却是一种整治社会国家的途径，比那性命玄谈是实用多多的了。

费氏父子最看不起空谈，常说事功为要，言说为下。

他们常叹息：

其下立言，士之一端；立德立功，久置不讲。

（下。

二）

他们也反对宋儒说“下学”

为人事，“上达”

为天理的话。

他们说：

邵雍曰，“学以人事为大。”

今之经典，古之人事也。

盖天地以天道生万物而蕃，圣人以人道济群生而安。

天道远而难知，论之易生纷恶，故圣人不言。

人道实而可见，所以通伦常而错礼义，故圣人重之。

（下，三）

这是一种“存疑主义”

的论调。

他们因为要推开那宋儒的玄学，故轻轻地用“天道远而难知”

一句话，把宋儒的宇宙玄学放在存而不论的地位。

放开了那远而难知的，且来研究那实而易见的：这是实用主义者的存疑主义。

四五十年前赫胥黎一班人提倡存疑主义的态度，要使人离开神学与玄学的圈套，来做科学的工夫。

费氏父子的存疑主义也只是要大家离开那太极先天的圈子，来做实学的研究。

他们推开了那无用的道，主张那整治国家，实事实功的道。

他们说：

圣人生平可考，《乡党》所记可征，弟子问答可据。

后儒所论，惟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

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四书》之本行，而圣王之六经四科乱矣。

……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冲漠无朕至矣，心无不［在］腔子，性无不复，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知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司马祯坐忘，天台止观，同一门庭，则沙门方士之能事耳。

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安能与古经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合哉？（下，十九）

拿家国民生作有用无用的标准，虽然颇近于狭义的实用主义，然而当时的虚空无稽的玄谈实在需要这样的一个严格的评判标准。

费氏指出宋明的理学只是“深山独处”

的自了汉的哲学，但不适用于“城居郭聚，有室有家”

的生活。

他们的“道”

，是要能适用于一切社会阶级的：

帝王天命统道，为“首出庶物”

之尊；公卿百僚，布道之人；师儒，讲道之人；生徒，守道之人；农工商贾给食成器，遵道之人；女妇织红酒浆，助道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