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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艰难的融资（第8页）

没过多久，他就说“当然可以”

，但我从他说话的语气中可以感觉到，我说的具体是什么想法，对他来说其实并不重要。

现在，里德觉得我需要向史蒂夫索取的不应该仅仅是时间了。

里德解释道，如果史蒂夫要进入董事会，他就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参与其中。

但是，用一个进入董事会的特权，换他出资25000美元，恐怕会非常困难。

我心里害怕，把这件事拖了好几天。

这么做感觉像是故意诱他上钩再偷梁换柱——我当初请他帮的忙，原本不损他分毫，现在却贴上了价码。

我们又去了上次那家印度餐馆，我觉得这能带来好运。

我感到很紧张。

史蒂夫还没来得及把菜单拿起来，我就脱口而出：“你能投资25000美元吗？”

我永远不会忘记史蒂夫当时的表情。

他呼了一口气，噘起嘴唇，放下菜单，脸上流露出疲惫的神情。

即使在那一刻，对着一篮子蒜蓉烤饼，我的手在桌子下面悄悄地把一张餐巾纸撕成碎片，我也读懂了这个表情。

这个表情意味着他正面临一个无解的困境，寓意“根本没有正确答案”

。

如果史蒂夫拒绝投资这25000美元，那会显得他卑鄙，好像他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个想法（尽管他可能确实不太相信）。

但如果他答应，他就得拿出25000美元，而这是他未曾预料的开支。

此外，我们都知道他之所以答应，不是因为他喜欢或者看好这个想法，而仅仅是因为我请求他这么做。

因为他从我的脸上看到了，从我的声音里听到了助我在哈特福德市的街上渡过难关的同一事物——我是真的很渴望做这件事。

当他答应时，我们俩都知道这与创意的好坏毫无关系。

史蒂夫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在心里对自己说：“好吧，这25000美元就当打水漂儿了。”

“亲友轮”

最让我紧张的其实是向我母亲开口。

很多人会在创业的种子阶段向父母要钱寻求支持。

事实上，当时甚至没人把这个阶段称为“种子轮”

，大家的叫法是“亲友轮”

。

尽管如此，年近40岁、已婚，有3个孩子，名下拥有多家成功公司……这时候还要打电话向父母要钱，多少还是有点儿可悲的。

我好像又回到了8岁的时候，在杂货店里拽着妈妈的腿，问她要50美分买一根棒棒糖。

尽管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做了。

我向母亲开了口，因为父亲是不可能给我钱的。

凡是跟钱有关的事，他一律很严苛，毫无商量的余地。

我的祖父祖母在大萧条中倾家荡产，因此父亲在财务方面极度厌恶风险。

他把账簿记录在老式的分类账里，从收入到投资，再到每月的水电费账单，简直应有尽有。

（他去世时，我翻看了他的文件，1955—2002年的每一笔天然气账单，他都精确地记了下来。

）在华尔街，他曾目睹很多人血本无归。

他眼里的商业，更多的是有关大公司和银行，那必须是稳妥的、逐利的、真实的。

至于风险投资和创业公司——成立之后好几年都无法实现盈利（如果真能盼到盈利那一天的话），在他看来都算不上商业。

我要是把网飞的创意雏形告诉他，他就会拿出放大镜，逐一分析这个创意为什么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