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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第十四章 气候之于法律（第3页）

因此，他们所看到的最高境界，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绝对的无为。

最高的善者，被他们称为“真如”

[609]。

暹罗[610]人相信，至高的福和善在于行动完全不依靠机器或肉体[611]。

这是一套看似自然的理论体系，因为酷热天气使这些地区的人们精神低迷，舒适因静止而生，痛苦因活动而致。

印度的立法者佛陀[612]主张，人应该在身体的感受中安然自适。

这种状态是极其消极的，这种学说还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因为气候导致的懒散是其根源，它又反过来又助长了这种懒散。

中国的立法者并不主张人应该升入未来某一天的无扰状态，而是主张从事能尽一定义务的活动，并在这个过程中观察行为者。

这样一来，他们的宗教、哲学和法律，就都是实用的。

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是比较通达的。

道德因素应该能使人远离使之趋向静止的物质因素，而且，这种远离作用要随着趋静作用的增强而增强。

第六节炎热气候下的耕作

对人来说，最主要的劳动就是在土地上耕作。

宗教和法律应该鼓励人们进行这项劳动，而且，气候越让人逃避，就越要鼓励。

据此可以说，印度法律加剧了气候使人天生懒散这一坏效果，因为它规定：人民的土地要上缴给君王。

这就泯灭了人们的所有权意识。

第七节僧侣制度

在那里，同样的弊病还有僧侣制度的影响。

东方的炎热地区是这种制度的发源地，沉思才是那里的人所喜欢的事情，而不是活动。

在亚洲似乎有这样一种情况：气候越是炎热，僧侣就越多。

印度的僧侣多得惊人，就是因为气候极热。

同样，欧洲不同地区之间也表现出了这种差异。

应该尽可能禁止无须劳动的生存手段，这样一来，法律才能战胜气候导致的懒散。

可是，欧洲南部各国的法律刚好背离了这一原则，因为它们为那些爱好闲居者提供了一些十分富足的地方，让他们在那里专门进行沉思。

对这些生活优裕的人来说，财富反而成了负担，结果，多余财富被分给下层民众。

这种处理虽然没有错，但是，本已丧失财产的下层人民得到补偿后，又变得无所事事。

后果是，他们虽然贫贱，却乐在其中。

第八节中国的好风俗

杜赫德曾谈到[613]，中国为鼓励耕作，皇帝每年要进行一次公开且隆重的籍田[614]仪式[615]。

还有，以官员的呈报为依据，皇帝每年还会把当年最优秀的农夫封为八品官。

古代波斯人也有不错的方法来鼓励农耕：规定每月的第八天为劳动日[616]，国王要在这一天不吃宫廷宴，而与农夫共同进餐。

第九节怎样使人快速变勤劳

懒散的民族一般都是骄傲的（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谈论在本书第十九章）。

要破坏起因，可以利用结果；要摧毁懒散，不妨使用骄傲。

荣誉是欧洲的南方人极为看重的东西，考虑到这一点，一个好方法是用金钱奖励最优秀的农夫，奖励对工业发展贡献最大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