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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第十章 短期情绪的长期效应 为什么我们常常感情用事（第4页）

我和爱德华多把这一概念称作“情绪层叠”

。

我对你的情况不了解，不过，我一想到情绪已经过去很久，而决定还在它的绑架之中，这个念头就会让我感到相当惊恐。

能认识到我们在情绪影响之下做出的很多决定是欠考虑的，是一回事；而完全意识到这些情绪的作用会继续长期地影响我们，则是另一回事。

最后通牒游戏

为了测试“情绪层叠”

这一概念，我和爱德华多要做三件大事。

第一，我们必须把人们激怒或者让他们高兴。

这个暂时的感情包袱将给我们实验的第二部分搭台，我们会让参与者在情绪影响下进行决策。

然后等待他们的情绪逐步消失，再让参与者做出更多的决定，并且测定先前的情绪是否会对后来的选择造成影响。

我们让参与者在经济学家称作“最后通牒游戏”

的实验环境中做出这些决定。

游戏由两个选手进行——发送人和接收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个选手分开坐，并且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游戏开始，实验主持人发给发送人一些钱——比如说，20美元。

然后，由发送人来决定如何在他和接收人之间分配这些钱。

他怎么分都可以：发送人可以平均分配这些钱，每人各得10美元；或者自己多留一些，比如自己留12美元，给对方8美元。

如果他想大方一些，可以自己留8美元，给对方12美元；如果他想自私一些，可以进行不公平分配，自己留下18美元，甚至19美元，只给对方2美元或者1美元。

发送人宣布完分配决定，接收人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

如果接收人接受，则两个人分别得到刚才约定的金额；但是如果接收人拒绝，那么发送人必须把钱交回给实验主持人，两个选手什么都得不到。

在描述我们这个版本的最后通牒游戏之前，我们先停一下，考虑一下如果两个选手都做了完全理性的决策会有什么结果。

假设实验主持人给了发送人20美元，而你是接收人。

为了更有力地证明，我们假设发送人把钱进行19∶1的分割，因此他会得到19美元，你仅得到1美元。

既然你是位完全理性的人士，就可能这样想：“这有什么关系？1美元就1美元，既然我不知道对手是什么人，也不可能再碰见他，我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我完全可以接受他的分配，白赚1美元。”

根据理性经济学的原则，你应该这样做。

当然，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研究表明人们确实具有公平和正义感。

人们对不公正的对待感到愤怒，结果会自己掏钱惩罚对方背信弃义的行为（参见本书第五章）。

根据这些实验结果，对那些在最后通牒游戏中接到不公平分配提议的人进行观察，他们的大脑成像显示，前脑岛区被激活，而人脑的这一区位与负面感情体验有关。

不仅如此，那些易于拒绝不公平分配的人，前脑岛区的活动也更为强烈。

因为我们对不公平对待的反应是本能的、可预测的，在非理性的现实世界里，发送人能够预料到接收人对这类分配提议（例如，如果你向我提议进行19∶1的分割……）的感受。

说到底，我们过去都曾经遭受过不公平的对待，可以想象，假如有人提议按照19∶1的比例分配，我们会觉得受了侮辱，骂道：“滚一边去，你这个浑蛋！”

人们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提议时会有怎样的感受和反应，大家都有所了解，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多数人会提议按照12∶8的比例分配，而这样的提议也几乎被对方全部接受的原因。

我应该说明，关注公平的普遍规律存在一个有趣的例外。

经济学家及其学生研究的是经济学，他们受到的教育是人们都按自己的私利行事。

于是，当他们参加最后通牒游戏时，有经济头脑的发送人最正确的做法是提议按照19∶1来分配，并且因为经济学教育他们坚信理性行为才是正确的，因而有经济头脑的接收人就会接受这样的提议。

不过，当经济学家与没有经济头脑的接收人结对游戏时，对方拒绝了他们的提议，这就会使他们大失所望。

鉴于这些区别，我可以猜测，在最后通牒游戏中，你能够决定与完全理性的经济学家该怎么玩，而与非经济学家的普通人类又该怎么玩。

在我们特别设计的游戏中，有大约200名参与者被告知，发送人是另一部分参与者，事实上，所有的分配比例都是7.5∶2.5，这一不公平的分配比例是我和爱德华多决定的（我们这样做是想让所有的分配建议都一样，都不公平）。

想想看，如果某个匿名参与者提议和你这样分配，你是接受，还是放弃这2.5美元，让对方损失7.5美元？在回答之前，先考虑一种可能，如果我在你的头脑里预先注入了某种心理学家所说的“偶然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