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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塔林 科技之城（第4页）

尽管处于危机之中，但人们对该国的期望仍然很高。

爱沙尼亚的首席信息官西姆·西库特在解释这一挑战时说：“爱沙尼亚人民期待一个很快就能完全成熟的国家。”

在波罗的海，人民对国家有很多要求。

在这一地区，国防曾经（现在依然）很重要，而且非常昂贵。

选民将目光投向北欧国家，要求建立起健全的福利制度、高质量的公共教育和良好的医疗保障体系。

但与此同时，苏联的多年统治让爱沙尼亚人对一个过于庞大的国家保持一种警惕，这导致瑞典式的税收无法获得公众的支持。

而爱沙尼亚周边的国家都在分崩离析。

苏联解体后的15个国家都在1992年陷入经济衰退。

到2000年，爱沙尼亚周边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GDP平均下降了30%，而乌克兰则下降了一半。

执掌爱沙尼亚的年轻团队需要快速想办法。

他们的一些政策采纳了合理且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建议，新税制是世界上最简单的税收制度之一，他们还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来监督国家的支出。

较为引人注目的一项举措是，在全国范围内，在经济体的各个领域全面引入技术。

维克回忆起早期政府的经济战略时说：“我们实际上是对技术进行盲目的押注。”

到20世纪90年代末，爱沙尼亚将97%的学校都接入了互联网，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教授编程，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投资。

爱沙尼亚是苏联解体后的15个国家中唯一在第一个十年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国家——GDP增长了14%。

自此以后，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开始崛起。

GDP从1987年的2000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2.2万美元，爱沙尼亚人开始赶上了竞争对手芬兰。

在回顾爱沙尼亚对技术的选择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时，该项目的早期设计师之一维克的话听起来非常谨慎：“技术只是一个加速器，如果你把它应用到以前的做事方式上，它只会放大低效率。”

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力量，经济的数字化既微妙又复杂。

他继续说：“技术不好也不坏，但也绝对不是中立的。”

“驯服”

老大哥

当要求爱沙尼亚人给你看他们的身份证时，他们往往会微笑着拿出来。

这种浅蓝色的塑料卡片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它与英国或美国的驾照类似，但像借记卡一样带有嵌入式的芯片。

这个身份证拥有非常巨大的能量，它提供了所有在线的政府服务，为爱沙尼亚人节省了很多时间，这也是他们常常微笑的原因。

对老年人来说，这可以和苏联时期的情况进行对比。

一位塔林的居民说：“我记得那时候做什么事情都要排队，你站了好几个小时，却发现政府官员们已经出去吃了很长时间的午餐，要行贿才能快点儿。”

爱沙尼亚的年轻人说，当他们到国外旅行时才发现爱沙尼亚的好处，在其他国家卖车、开设银行账户或签订租赁协议都是让人痛苦的，速度很慢，而且都是纸质化的。

相比之下，在家里使用笔记本电脑和身份证做这些事情则简单得多，也快得多。

塔林的发明家雷特·兰德说：“爱沙尼亚人缺乏耐心，很容易感到无聊。”

雷特·兰德凭借一种新型的医疗设备赢得了2017年的《猎脑》节目的冠军，他指出身份证很好地契合了国民心理。

这一系统的创建规则是允许政府索要公民的一些数据，例如，他们的出生日期、血型、地址或驾驶号码，但只能获取一次。

如果一个爱沙尼亚人曾经在某个政府网站上输入这一资料，那么政府就绝不能再次索取这些信息，而必须从已有的记录中找回这些数据。

这与美国和英国在国家数字化方面的尝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两个国家，原来在政府办公室排起的长队被冗长的在线表格取代。

在爱沙尼亚，根据当地的法律规定，政府的电脑会帮你出具表格。

当科技以这种方式为人们节省时间时，它们往往会被欣然接受。

在爱沙尼亚，如何基于个人数据在技术上建立信任是近年来许多争议的核心。

这一系统具有广泛性，因为与政府的每一次互动都是通过身份证实现的，但这似乎带有奥威尔式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