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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塔林 科技之城（第3页）

回首往事

爱沙尼亚是一个小国，有130万人口，接近毛里求斯或塞浦路斯等小岛国的人口数量，人口总数排在世界第155位。

然而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爱沙尼亚在数字技术和创新方面却成为重量级的国家。

爱沙尼亚的税收系统接近无纸化，94%的申报都是在网上完成的。

爱沙尼亚人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进行投票。

政治是无纸化的，自2000年以来，所有的内阁文件都是电子化的（英国议会每年用掉1000吨纸）。

法律文件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数字化签名。

在爱沙尼亚，唯一不能在网上做的事情就是结婚、离婚和买房。

在塔林，我见到了林纳尔·维克，他是一位政府顾问，也是爱沙尼亚数字国家的早期缔造者之一。

他说要理解这个国家对技术的大胆采用，首先需要认识到驱动它产生的心理，以及它诞生的必要性这一事实。

爱沙尼亚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940年被苏联吞并，随后被纳粹德国占领，1944年又被苏联占领。

就其土地面积而言，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仅占苏联的1500，但这个小国很快就成为苏联经济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这一转变并非一帆风顺，农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私人农场转变为集体所有。

土地被国家征用，任何成功经营农场的农民都被贴上了富农的标签，这代表着吝啬或自私。

1949年3月，在短短的4天内有超过2万名的爱沙尼亚富农被捕，并由专用列车驱逐到5000多公里外的哈巴罗夫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西伯利亚城市。

爱沙尼亚的工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工厂都建在了东北海岸。

昆达是一家大型水泥厂和纸浆厂的所在地；科赫特拉-耶尔韦拥有丰富的油页岩矿，也是重要的能源地；锡拉迈埃曾经是一个宁静的度假胜地，俄罗斯的文化精英，包括柴可夫斯基都曾来这里度假，现已重新用作铀浓缩中心，工作性质如此保密，以至于地图上已经删除了这个地方。

苏联的经济模式对于爱沙尼亚来说是灾难性的。

农业集体化通过将小农舍合并为大庄园来减少农场的数量，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与之相反的是，这却导致农业产量下降了一半。

由此引发的粮食短缺从一开始就破坏了爱沙尼亚的共产主义模式。

在此期间，人们只能通过（非法的）私人经营的农场生存，这种非正规的农业产出与官方的国家制度同时运行。

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开始瓦解，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东北部的工厂和军事城市开始被废弃了。

爱沙尼亚人在评估自己的命运时，往往会把目光转向狭窄的波罗的海通道对岸的芬兰。

苏联统治时期，这种对比是令人痛苦的，1939年，两国的生活水平相当，但到了1987年，芬兰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4万美元，而爱沙尼亚仅为2000美元。

爱莎尼亚在1991年独立时，面临的是效率低下的农场和倒闭的工厂，商店几乎空无一人，物价却在飙升，绝望的购物者抬高了基本商品的价格，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000%。

锡拉迈埃，这片曾深受圣彼得堡诗人、画家和作曲家喜爱的海滩，已经被秘密铀计划的核废料毒化了。

盲目的押注

事实证明，这个国家是勇敢与大胆的。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想要忘记过去，拥抱激进的新思想变得更为容易。

许多四五十岁的爱沙尼亚人将1991年称为“彻底的决裂”

，这是因为人们希望摆脱关于旧政权的任何记忆。

在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政治阶层是由莫斯科挑选的，都是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联的党内人士，为了发展，你必须和他们一起工作。

塔林的一位投资者回忆说：“这意味着不信任，不仅是对当权者的不信任，也是对旧政权下取得成功的人们的不信任。”

勇气还来自这一事实，即这个国家已经由年轻人掌权。

爱沙尼亚的前总理马尔特·拉尔在他32岁时开始掌舵。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在20多岁时一直在演讲和写书。

林纳尔·维克回忆起当时参与起草爱沙尼亚宪法的专家小组时说：“刚开始时，这里的政治就像一个动物园，各种各样的人参与其中，有作曲家、艺术家、作家、工程师、化学家、核物理学家和诗人，很少有人研究过政治。”

这听起来非常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