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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1页）

有制造混乱的君主，没有注定混乱的国家；有能够带来盛世的圣人，没有能够带来盛世的制度。

后羿的射击法没有失传，但学习此项技术的人并非都能成为神箭手；大禹治国的典章还在，夏朝却早已经灭亡。

可见制度不能脱离人而存在，规章不能脱离人而运行。

制度的存亡，取决于人才的得失。

制度，是治国的源头；而君子，又是制度的源头。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古代世界这道坎几乎是跳不过去的。

《圣经》里，犹太人多少次恳求上帝赐给自己一个王。

雅典是古代民主的典范。

对波斯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靠的是地米斯托克利个人的卓识与狡猾；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惨败，修昔底德写战史时总结原因，竟归结为伯里克利的病殁（因为他能够&ldo;领导民众，而不是被他们领导&rdo;）。

民主制的成败兴废，系于伟大领袖一身，其果民主云乎哉？

把共和体制优势发挥到极致的罗马，在征服了地中海世界之后，尽管心不甘情不愿，却仍然越来越屈从于一个人的统治。

恺撒想独裁，贵族必满怀道德激情地刺杀之；但再经过十多年的战乱，新的独裁者奥古斯都说自己想退休，元老们就慌不迭地恭请他留在岗位上。

直到近代英国，经历过斯图亚特王朝后期乱糟糟的局面，霍布斯写出《利维坦》，也是认为人类天生的欲望把人生弄得&ldo;险恶、残酷而短促&rdo;，理性全靠后天培养（类似&ldo;化性起伪&rdo;），议会会造成更大的浪费，议会分裂的结果往往就是内战。

总之，还是君主制最完善。

所以，在战国末年的情势下，荀老师把&ldo;以民为本&rdo;作为理论的出发点，结果却推出了要更加尊崇君王的结论，实在是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这大概是他能想到的自保自强，免遭侵略和屠戮的唯一办法。

他仍然赞同汤武革命，却极力否定尧舜禅让，也正是在民本与尊王之间找平衡。

必须先有桀纣造成尖锐的君民矛盾，商汤、周武王的革命才有合法性；但无需君民矛盾，禅让一样可以进行，这太容易成为权贵篡位的理论依据（后来的王莽、曹丕、司马炎、刘裕们，都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承认革命是捍卫民本的大原则；否定禅让，实际是企图减少来自高层的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荀老师在理论上赋予君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他对君也充满了警惕。

我们知道，政论家谈人性，总是和他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的。

像托马斯潘恩那样，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人因为善而组成社会，因为恶而需要政府。

而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不得不要的坏东西。

这样的理念自然会主张限制政府权力。

或者我们不妨打这么个比方，政府就好像是一只避孕套，它的价值在于防止意外而不是创造，而且它的存在最好让人感受不到。

如果认为人性本善，而且是极端之善，坚信&ldo;人是何等巧妙的天工，理性何等的高贵，智能何等的广大……行动多么像天使，悟性多么像神明，真是世界之美，万物之灵&rdo;之类的言辞，那么这样的人会专心做自己，对权力不感兴趣。

骨子里，偏好的是无政府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