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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民及其生活（第4页）

，其实就是自耕农；所谓下农，就是“佃富民之田而代耕者”

，其实就是佃农。

即使同是从事土地耕作之“农”

，显然也因是否占有土地或者土地占有的多少，而可以分出不同的等级层次。

以占有土地之农来说，明太祖曾经定出了几竿标尺，可以供我们加以区分。

如果将占有土地的农民分作上农、中农、下农，无疑下面的土地占有数值得参考。

占田地5—10亩者，可以称之为“下农”

；10—800亩（8顷），可以称之为“中农”

；800亩以上，则可称之为“上农”

，也就是“富户”

。

当然，这种分法也并非十分科学，因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以及随之而来的单位面积产量的不同，或人口密度的不一，南方与北方的土地占有情况大不相同。

这就是传统所谓的“宽乡”

与“狭乡”

之分。

如在江南的常熟县，“民有资力者”

，也就是所谓的上农，“占田以顷计”

，也就是100亩以上；“其贫弱者”

，也就是中农，则“以亩计”

，也就是占田1—100亩之间；而“小户”

则只能出力为人耕田，这就是下农，也即佃农。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已有一些土地的占有者深知田主与佃农互相依存的道理，所以主张以宽恩对待佃农，反对待佃农过于刻薄。

二农民负担

在明代，农民的负担主要来自国家赋税的征收与徭役的摊派，以及私租、高利贷。

农民生活的质量，除了取决于上天这一大自然的力量之外，生产力的提高，尤其是负担的轻重，更是决定了农民生活的质量。

（一）赋税

在明代，已是时不昔比，田既不可井，均田、限田也很难付诸实施，惟一可行者就是“均其田赋”

。

这似乎已经成了明朝大多数人的共识。

农民想摆脱困境，也只是希望在赋税上得到公平的分摊。

事实并非如此。

农民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赋税的不公平。

就江南来说，由于重赋问题的存在，使这种不公平性更为明显。

里胥飞走（又称飞洒），繁琐难革。

其间有重租官田，或因前代旧额，或系明初籍没，小民即使肆力耕种，也不足办粮。

等到事穷势迫，就只好多作民田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