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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作经验讲演稿（第2页）

“五四”

运动，我并没有在里面。

那时候我已作事。

那时候所出的书，我可都买来看。

直到二十五岁我到南开中学去教书，才写过一篇小说，登在校刊上。

这篇东西我没留着，不能告诉诸位它的内容与文笔怎样。

它只有点历史的价值，我的第一篇东西——用白话写的。

二十七岁，我到英国去。

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

到了英国，我就拚命的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

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

离开家乡自然时常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写呢？怎样写，一点也不知道，反正晚上有功夫，就写吧，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这便是《老张的哲学》。

文字呢，还没有脱开旧文艺的拘束。

这样，在故事上没有完整的设计，在文字上没有新的建树，乱七八糟便是《老张的哲学》。

抓住一件有趣的事便拚命的挤它，直到讨厌了为止，是处女作的通病，《老张的哲学》便是这样的一个病鬼。

现在一想到就要脸红。

可是它也有个好处，而且这个好处不容易再找到。

它是个初出山的老虎，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怕。

现在稍有些经验了，反倒怕起来。

它没有使人读了再读的力量，可是能给暂时的警异与刺激。

我不希望再写这种东西，或者想写也写不出了。

长了几岁，精力到底差了一点。

《赵子曰》是第二部，结构上稍比《老张》强了些，可是文字的讨厌与叙述的夸张还是那样。

这两部书的主旨是揭发事实，实在与《黑幕大观》相去不远。

其中的理论也不过是些常识，时时发出臭味！

《二马》是在英国的末一年写的。

因为已读过许多小说了，所以这本书的结构与描写都长进了一些。

文字上也有了进步：不再借助于文言，而想完全用白话写。

它的缺点是：第一，没有写完便收束了，因为在离开英国以前必须交卷；本来是要写到二十万字的。

第二，立意太浅：写它的动机是在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不同；这至多不过是种报告，能够有趣，可很难伟大。

再说呢，书中的人差不多都是中等阶级的，也嫌狭窄一点。

《小坡的生日》，在文字上，是值得得意的：我已把白话拿定了，能以最简单的言语写一切东西了。

这本小说在文字上给我回国以后的作品打定了基础，我不再怕白话了；我明白了点白话的力量。

这本书是在新加坡写成四分之三，在上海写完的。

里面那些写实的地方，我以为，总应该删去，可是到如今也没功夫去删改。

《大明湖》是在济南写的，幸而在“一·二八”

被烧掉，因为内容非常的没有意思。

文字有几段很好，可是光仗着文字之美是不行的。

我没有留底稿，现在也不想再写它了。

《猫城记》是《大明湖》的妹妹，也没多大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