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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第6页）

而古希腊的荷马曾提到，一名女奴可与20头耕牛交换。据法国学者格罗茨所引史料，公元前410年雅典人献祭所用牛的价格为平均每头51德拉克玛，不足同期奴价（1..明那）的13；前375年牛价涨至每头77.25德拉克玛，不足同期奴价的156。由于蓄养奴隶费用高昂（一名奴隶的年生活费相当于3--4头牛的价钱之和），因而凡购置并使用一、二名奴隶的公民，他在理论上至少可拥有8--16头牛。因此，那种认为拥有一、二头牲畜就自然可拥有一、二名奴隶的说法，是缺乏必要的史实依据的。可见，西方自古人贵物贱。

辽、金、元的奴隶制度

辽、金、元等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由原始社会刚进入到奴隶社会，他们的奴隶制非常明显，辽、金、元设置的“投下州县”

是集体安置奴隶的地方。这和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希腊的斯巴达奴隶城邦迫使大批的俘虏迁移到国内作为集体奴隶的做法是一致的。

“辽阿保机南侵汉地，俘虏大批汉族居民做奴隶。在阿保机和辽太宗时代，先后建立了许多这样的奴隶州县。如阿保机破代北&#shuhaige3;掠的汉民建龙化州，燕、蓟所俘建龙化县。以燕蓟的俘虏建临潢县，以渤海俘虏建长宁县。这样的州县有时仍然沿用俘户原属州县的名称，如以檀州的俘户建檀州，俘三河县民建三河县。这些所谓县民户少则一千，多也只四五千，其实只是奴役外族的寨堡。俘户州县起初当是属于契丹最大的奴隶主阿保机，皇后另有自己的州县。契丹贵族也各自占有这样的寨堡，称‘投下’或‘头下’。辽朝境内分布着大小奴隶主所占有的大大小小的‘投下’城堡，以奴役‘团集’的俘掠奴隶。”

辽朝中期，奴隶制开始变为农奴制。“圣宗时，辽朝普遍实行赋税制。俘掠奴隶设置的投下州城，分赋税二等，工商税中、市井之赋归投下，酒税缴纳给朝廷。投下俘奴由此变为输租于官、纳课于主的‘二税户’。”

按照金朝的授田制度，女真奴隶主依照占有奴隶和牲畜的多少，占有不同数量的耕地。凡占有耕牛一具（3头），民口25，即授田四顷零五亩。民口包括奴隶和女真部落的平民，占田不能超过四十具。一个大奴隶主，有牛120头，民口以千，就可占地160多顷。金朝奴隶主在灭辽的作战中，曾经掠回大批的契丹、汉人作奴隶。对降服区的人民，采用强迫迁徙的办法迁到内地。如山西州县的居民被大批迁到上京以至浑河路，润、来、迁等4州的人民被迁徙到沈州，被迫卖身给女真人作奴隶。1180年，上京路女真人户出卖自己的奴婢，致使耕田者减少，金世宗下诏禁止。1181年，又禁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出卖奴婢，将田地租佃。1183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各地猛安、谋克户，每户平均占有奴婢不过2.1口。金世宗时，皇室贵族仍然占有大批奴隶。1183年的统计，在京都宗室的将军司有户170，正口983，占有奴婢17880口，垦田3683顷。

成吉思汗“札撒”

规定：军将在阵前俘获人口，即为私有奴隶。元朝建立后，蒙古俘掠奴隶的惯例并没有改易。大汗可随时把农田及田上的汉人赏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50万个奴隶。阿里海牙在对宋作战中，即在湖广俘降民3800户为奴。蒙古贵族有大量的奴隶，分布在北方广大地区，成为“驱奴”

。

驱奴主要是外族，包括契丹、女真在内的北方汉人和部分征迁来的色目人。元朝一个中等官员就有上百驱奴，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奴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有7千多个驱奴。驱奴没有人身自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驱奴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政府纳赋。元朝法律规定“驱奴与钱物同”

，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大都有马市、牛市，也有人市，买卖奴隶。元初法律规定：奴隶有罪，主人可以专杀；以后，虽然规定要把有罪奴隶交由官府处治，但如奴隶打骂主人，主人打死奴隶无罪；主人无故杀死无罪奴婢，只是杖87；酒醉杀奴隶，减罪一等；元律还规定，私宰牛马杖100，奴隶不如牛马。主人可以对奴隶枷锁禁锢，刺面割鼻。奴隶控告主人，即由官府处死。良民打死别人的奴隶，只杖170，罚烧埋银50两。奴隶不能和良民通婚。奴婢所生子女，世代为奴，称为“怯怜口”

（家生子）。奴隶逃亡，要由官府拘收，称为阑遗（不兰奚）奴婢。驱奴用以负担家内劳役，也用来从事农牧业生产或军前服役。官府或诸王役属工匠，多是奴隶。元朝一代，驱奴一直作为一个被压迫的阶级存在，人口众多。宋代农村，地主出租土地剥削佃户的租佃关系得到了普遍发展。金元之际约半个世纪的战乱中，北方的租佃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批佃户被俘掠做驱奴，一批佃户被迫投充豪门自保，大批农民逃往江南。武宗至大时，大批蒙古草原的贫民南逃，把子女卖作奴婢；有的被贩卖到西域或海南。奴隶制度推行于汉人地区后，北方破产的农民，往往因偿债典身或卖身为奴。江南地区也出现了变相的奴婢买卖。

元灭宋时，在江南维持原有的制度，因而广大佃户主要分布在江南。江南富豪，一家可有佃户数千家，多至万家；大的寺庙可有佃户数万。佃客婚娶，田主勒索财物。如无力缴纳，不能成亲。佃客的子女也要供田主役使，田主可任意打骂佃户，甚至任情生杀。1302年的一件公文中说：亡宋以前主户生杀佃户，视若草芥。自归附以来，少革前弊。事实上，佃户只有略高于驱奴的卑贱待遇。元朝法律规定：诸地主殴死佃客者杖170，征烧埋银五十两。地主打死佃户，不须偿命，和主人打死驱奴一样只受杖罚，只不过杖罚较重。在驱奴制盛行的元代，拥有良民身份的佃户，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实际上都近于驱奴。元代自耕农户大量减少，因为北方的自耕农在战乱中大量地被掠为驱奴，又有大量的农户沦为权豪的部曲（农奴）。幸存的自耕农和地主一起被列为‘民户’，要负担繁重的丁税、地税和多种差役，往往被迫流亡。1283年，自北方内地流到江南的农民已有15万。但是，随着土地兼并和租佃关系的发展，江南的自耕农也越来越多地沦为佃户。

蒙古奴隶主在对外战争中对抵抗他们的俘虏往往大批杀死，只留有手艺的工匠，大量的工匠被带回蒙古成为工奴。1217年，匠官史天倪所属土拉河上的工匠口粮断绝，十死七八，工奴的处境十分悲惨。蒙古灭金后，把各地的手工业者调集京师，分类置局，编为官匠户，属于与民户不同的匠籍。世代承袭为工匠，设官管领。1279年，籍人匠42万，立局院70余所，每岁定造币缟、弓矢、甲胄等物。1281年又在江南拨签的匠户30万中汰选10.9万余户，其余纵令为民户。官工匠有官府直接管理，子女世袭其业，婚姻不能自主。这种制度是由工奴演变而来，官工匠由官府按月支给口粮。散处在地方州县的特别是江南地方匠局的工匠，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多数是散居农村的小手工业者，被强征入局，所得衣粮多为官吏所中饱，一家生活常无着落。官府强征抄纸、作木、杂色等行业的工人去织造局，他们无法应役，只好出资雇人代替。不少人因此倾家荡产。

蒙元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奴隶）。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汉人的农田，任凭农田生出野草，以便畜牧。杀蒙古人偿命，杀汉人罚交一头毛驴价钱。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初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汉人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元政府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元政权为了试刀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人杀掉，蒙古人习惯将逃工偷懒的汉人抛入海中做为惩罚，最多的一次就将3万多汉人抛入海中。

明清的奴隶制度

明清两代继承了元代的奴隶制度，“大家僮仆，多至万指”

（万历《嘉定县志》卷2“疆域志.风俗”

），“人奴众多，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

（顾炎武《日知录》卷13，“奴仆”

）。明清时代被称作“贱”

的人，以奴婢为中心，还包括了娼优隶卒、世仆、堕民等贱民集团，以及雇工、轿夫、剃头匠、工、商等广泛的灰色地带。在与绅士对比时，一般良民也在贵贱之分下被归入“贱”

的一群。皇帝以外所有的人都被纳入“对上服役、被下服侍”

的等级制中，其中有专门服役于人而成为“贱民”

阶层的。洪武九年，南京皇宫营建勤身殿，只因有官员把中等工匠误奏为上等工匠，朱元璋竟然要把这2000多个工匠全部阉割，幸亏有人竭力谏止，才使这些工匠免遭惨祸（修明陵的工匠都被闷杀了）。在明朝，不仅朝廷用宫刑，某些高级将领也滥施淫威，据《万历野获记》载，明英宗时，靖远伯王媪在征战某地时，竟将民间幼童阉割为奴，明英宗知道后并不干预。

明代皇帝一直把臣下当作自己的奴隶，任意侮辱。“上积疑其臣而蓄以奴隶，下积畏其君而视同秦越”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子刘子学言》）。太祖朝即有大臣“镣足治事”

（《明史》卷139《茹太素传》）；明代皇帝对士人施之的奴役还体现于“厂卫”

、“廷杖”

和“诏狱”

上。据《明史》刑法志，明代的廷杖之刑自太祖始；到正统时，“殿陛行杖”

已“习为故事”

。诏狱始于汉武帝，“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

。廷杖和诏狱是士人作为皇室奴隶的标记。成祖则在“巡幸”

时，令“下诏狱者率舆以从，谓之随驾重囚”

（《明史》卷162《尹昌隆传》）；正德朝“杖毕”

了公卿即“趣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