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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多桅帆船（第6页）

他事业上一直很不顺。

开头，大不顺。

因为他和他的那些朋友，他们不过是写诗、油印诗、朗诵诗、讨论诗、交换诗，可人家总把他们看成政治上图谋不轨的人物。

他们惹出了许多麻烦来。

后来，他被单位除名了。

再后来，他们原来一块儿的，有的被官方承认了，有的跟洋人挂上了钩，都混得不错，他呢，却潦倒在胡同深处。

我就一直找到胡同深处，的的确确，是最长最深的死胡同的最尽里头，我在那个破杂院的破东屋里找到了他。

他给我读他刚写出的诗，我觉得他把他最宝贵的东西给了我，我感动得灵魂发抖，我自己都仿佛能听见我灵魂抖动时发出的那种不寻常的瑟瑟的响声……我对他说：‘我愿意为你死，为你献出一切，你说吧，你要我死，还是要我为你贡献点什么……’他望着我，两只眼睛那么深沉，那么明亮。

他说：‘我请求你，慢慢地、慢慢地，解开你胸前的扣子……’我就慢慢地、慢慢地，为他解开了，他眼里涌出了泪水，那泪水虽然并没有流出来，却像清潭一样漾着波环，他久久地、久久地望着我的胸膛，最后，我忍不住像闪电一样扑向了他，紧紧、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脖子，把自己的胸膛紧紧、紧紧地贴住了他的胸膛……我们的那种相互享受，相信达到了世界上最高的量级，你享受过吗？我知道，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即使是诗人，艺术家，也没有享受过……那神圣的时刻，我们觉得相互的结合构成了最美的诗，最美的艺术品……”

他倒恢复平静了。

他觉得又并无多少新奇之处。

他把眼光落到放在小圆桌旁地板上的包扎好的多桅帆船上。

他想象着那多桅帆船安放在书房书柜顶上的景象。

他脑海中浮现出他向来客指点多桅帆船的镜头。

倏忽他又觉得多桅帆船在海上行驶着，那已经不是什么模型，而是真的巨大的多桅帆船。

每一张帆都被风吹得向一侧鼓胀并呼啦啦地发响……

他忽然发现她“哧哧”

地笑了，但睫毛上挂着泪花，她的头优雅地偏摆着，一绺秀发耷拉到面颊上摇晃着，她那做派确实像个地道的西方妇女。

她依旧并不看他，而是吟诵似的倾诉着。

“……我好笑吗？我相信永恒。

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永恒的。

事实上他也写过关于永恒的诗。

我原以为只有我能深入到那诗句的精髓里去。

十年前我才刚刚二十岁。

这十年我把一切一切，从青春到财富，统统献给了他。

十年前我家是很沦落的，我父亲是资本家。

可后来就像你可以猜想到的那样，落实政策了。

尽管我父亲不以为然，母亲坚决反对，哥哥简直要动手跟我打架，我还是为他争取到了政府给我家落实政策的房子里最好的一套——尽管我跟他结婚了，我们住了一套，我还是硬把我家的另一套最好的房子争取到手，让他一个人享用，并且帮他布置成了一个高雅舒适的沙龙。

我们家的人为什么拗不过我？因为我们是一群‘杵窝子’。

光知道窝里狠，一迈出门槛从舌头到腿脚就都软了，落实政策的一切后果，几乎都是我单枪匹马去据理力争来的……我不光天天去上班挣钱，下班回来给他做饭煮咖啡洗衣服削苹果，晚上任他尽情享受，我还赤手空拳地去为他包打天下——你知道那是很不公平的，他明明是那场诗歌运动的无可争议的发起人，可是无论官方还是洋人，无论从哪种角度，都没有认可他应有的地位。

他可以满不在乎，我却咽不下那口气，于是，我就行动起来了……高潮是我在他的沙龙里成功地组织了一个‘派对’。

那天来的人真多，尽管我准备了上百瓶喝的，从拿破仑威士忌到长城牌干邑葡萄酒，从可口可乐到强力啤，还是几乎不够他们喝。

有趣的是官方的人士来得最多，他们几年前要么对他那样的诗人嗤之以鼻，要么避之不及，还有的干脆是压制和扼杀的态度，可那天他们不光兴致勃勃地来了，还争先恐后地凑近他献媚，有的说早就佩服他的诗作，有的跟他约稿说马上就发，最有意思的是有的官方人物一进屋就眼珠子乱转，看还有哪些同类的人物被邀请了，算计着有哪些同类被我们排斥了，或者沾沾自喜，或者多少有点惴惴不安……洋人到得也不少，几个使馆文化处的二秘、三秘都来了，还有外国通讯社的驻华记者，可惜汉学家只有那么两三个，而且令我很恼火，因为他们都有先入为主的毛病，他们已经写过文章，翻译过一些诗，他们在介绍那场诗歌运动时捧了别的人，他们不愿意改口，因为改口对他们不利，等于否定他们以往的学术成果。

我可是不饶过他们，‘派对’里我重点争取他们，谢天谢地，总算有位明白人，他后来接受了我的灌输……这回这个城市邀请我们来住一个月，就是由于他的大力推荐，他并且先后译出了三十首诗，我又替他译出了三十首，这样合起来可以印一本诗集了，我已经联系好了一家出版社……”

他听得出神，但他并不是在为她的命运担忧。

他从她的倾诉里捕捉到了若干有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