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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红旗下的狼人将军中（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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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

在熬过了几个提心吊胆的不眠之夜以后，昌化县城的地主土豪们终于迎来了红军的审判——各家各户的地主老财们，被破门而入的红军战士拉了出来，绑在广场的木头桩子上。

而红军的政工人员。

则尽量召集了全镇的百姓。

举办公审大会——先是宣布了这些地主老财及其狗腿子们被调查出来的各种罪状，然后举行全体投票：投票方式参考了古希腊时代雅典城邦的“陶片放逐法”

，把犯人背对着投票者绑好，每个犯人的屁股后面放一只大碗。

每个与会人员可以领到一只彩色玻璃球，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去投票，还是把玻璃球带回家给小孩当玩具——当然，鉴于昌化县城的人口远不如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城那么多，并且本着执法从重从严的精神。

处刑的界限从六千票减少到三百票。

对于那些民愤极大的恶霸劣绅，只要有三百个人投票认为他该死。

那么这个人的民心也就够呛了，应该拉出去枪毙，家产罚没充公；如果是那种在乡间很有恩德，认为他该死的不到一百票，算是开明地主，立即无罪释放，财产予以保护；至于在一百票到三百票之间的人，则暂时关到监狱里，酌情罚一笔款子。

当然，土豪劣绅们被罚没的财产一律充公，并不会就地散发——如果在打倒一个地主之后，他的财产会就地分配的话，分到了东西的乡民们，很难说会不会因此想要多处死几个地主，以便于分到更多的财物。

所以改为罚没的财产一律上交，实行“收支两条线”

，相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冤案错案的发生。

——最终的审判结果是，昌化县城还没逃走的地主土豪之中，只有两个被判枪毙……不是说镇上的地主乡绅都是好人，而是因为那些罪大恶极的家伙都有自知之明，早就已经提前一步跑到乡下去了……

在公审过程中，王秋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被审判的家伙之中，只有一小部分算是真正的地主，大多数则是被正牌地主委托代理收租的“二地主”

（代理人），至于正牌的地主本人，则远在上海和杭州！

原来，在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二地主”

（代理人）负责收租。

为了适应形势，他们早已把投资渠道放在了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方面，以求更高的收益，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乃是民国时期整个社会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直到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被一同毁灭。

“……枪毙了两个，罚款了八个，剩下的几个都是小地主，自己都要下田劳作，基本还算是好人……”

对于这个“过于宽松”

的审判结果，昌化本地的地下党组织感到十分失望，纷纷要求扩大打击面，把剩下几个地主老财也打倒抄家，顿时听得王秋直翻白眼——最为恶贯满盈、民愤极大的一批恶霸劣绅已经逃到了乡下，你们不敢去抓，反倒拿镇上那些谨小慎微的老实人撒气……这难道是想要给红军砸招牌么？

幸好，还没等王秋这些“未来同志”

站出来数落他们的龌蹉心思，胡德兴总政委就先跳了起来，大骂他们欺软怕硬，满心只想着斗地主抄浮财，却完全没有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奉献精神，把革命搞成了打劫……并且亲自督促他们拿出了几个革命方案，一方面抄没那些逃亡地主在县城里的产业，另一方面组织游击队下乡攻伐几个恶霸庄园，给新生的红色政权立威，顺便也好让新组建的菜鸟游击队见见血。

就在这个时候，精神十足、容光焕发的寻淮洲将军，终于穿着一身银灰色高级呢绒中山装穿越时空回来了。

而跟着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廋了一圈的萧瑟女士，以及满脸憔悴、好像老了十岁的杨文理教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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