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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所谓法家（第8页）

这是古代专制政体的遗毒。

虽有些出色人才，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遗毒的势力。

所以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昭六年，西历前536年），晋国叔向写信与子产道：

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

……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

……锥刀之末，将尽争之。

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后二十几年（昭二十九年。

前513年），叔向自己的母国也作刑鼎，把范宣子所作刑书铸在鼎上。

那时孔子也极不赞成，他说：

晋其亡乎！

失其度矣。

……民在鼎矣，何以尊贵？（尊字是动词，贵是名词）。

贵何业之守？……

这两句话很有趣味。

就此可见刑律在当时，都在“贵族”

的掌握。

孔子恐怕有了公布的刑书，贵族便失了他们掌管刑律的“业”

了。

那时法治主义的幼稚，看此两事，可以想见。

后来公布的成文法渐渐增加，如郑国既铸刑书，后来又采用邓析的竹刑。

铁铸的刑书是很笨的，到了竹刑更方便了。

公布的成文法既多，法理学说遂渐渐发生。

这是很长的历史，我们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古代也自然是有的，那就错了。

第三，须知道古代虽然有了刑律，并且有了公布的刑书，但是古代的哲学家对于用刑罚治国，大都有消怀疑的心，并且有极力反对的。

例如，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又如，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就可见孔子不重刑罚，老子更反对刑罚了。

这也有几层原因：

（一）因当时的刑罚本来野蛮得很，又没有限制（如《诗》：“彼宜无罪，汝反收之，此宜有罪，汝覆脱之。”

又如《左传》所记诸虐刑），实在不配作治国的利器。

（二）因为儒家大概不能脱离古代阶级社会的成见，以为社会应该有上下等级：刑罚只配用于小百姓们，不配用于上流社会。

上流社会只该受“礼”

的裁制，不该受“刑”

的约束。

如《礼记》所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