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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措施（第4页）

谷牧同志接着说：“这里离铁路、公路、港口、机场、水源、电源都不远，交通方便、风景优美，是建设开发区的好地方。”

开发区总体规划初步完成后，《大连日报》有文章描摹了未来的工业区、生活区、滨海公园等美景，令人耳目一新。

10月15日，在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的指引下，一群拓荒者来到了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在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播下了现代文明的种子。

大连开发区的规划和建设者，在开发建设伊始，就坚持“三为主一致力”

的方针，把开发区作为一个新兴城市来规划，作为现代化新市区来建设，坚持走工业化，产业化带动城市化的道路。

金马路的建设，标志着大连开发区开始从美好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金马路的修建开始1984年年底。

当时，来自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及香港地区的专家提出作为城市主干道，金马路的控制红线宽度最好设计为100米。

谁知此话一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许多人都认为这种规划设计对于一个刚刚兴建的城区来说简直“太浪费了”

，甚至“太不可思议”

。

然而，他们还是做了，理由是要对得起发展，对得起后人，要几十年甚至100年都不落后。

与此同时，大连市人民政府公布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若干优惠待遇的规定”

、“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涉外经济合同管理办法”

、“劳动工资管理办法”

、“土地使用管理办法”

等。

这是全国首次以地方法规形式公布的开发区管理文件。

1984年10月28日，日本前外相、日本内外政策研究会会长大来佐武郎率考察团来大连访问。

期间，大来佐武郎的夫人说要去“卫生间”

，但在当时的开发区，哪有卫生间可言？翻译无奈只能把外相夫人领到旱厕，夫人掩鼻而退。

在国际友人面前的尴尬，于是，崔荣汉下决心修建一流的宾馆和写字楼。

崔荣汉说：“有了一流的宾馆和写字楼，外商才相信我们是真干，他们来到这里有住的地方，有办公的地方，才有可能来投资，这就是梧桐树啊。”

那时，人们总结出一套外商来考察投资环境的顺口溜是“一问电话二问路，三问水电四问住”

。

大连开发区的发展路程的确不是一帆风顺的。

1985年，由于经济过热，国家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包括要求控制基本建设项目等。

似乎一股倒春寒扑面而来，更为严峻的是，大连开发区最初高起点的基础建设，开工第一年就投入了两亿元的建设资金。

国务院特区办的一位领导在视察后严厉批评了大连，随后国务院特区办还下发了一个通报，没有指名地批评了大连开发区。

通报下来之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公司经理范永昌的嗓子一下子就哑了，布置工作时要靠手势和笔纸才能进行。

不仅如此，当时在大连市部分干部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批评意见。

思想的禁锢再次得到了现实的嘲弄。

在随后的日子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国不断滑落，先后被天津、苏州等开发区超过，曾经的“神州第一开发区”

只能看着追赶者远去的身影自怨自艾。

最后落户到天津的摩托罗拉以及三星，最开始都是属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由于国家产业布局以及自身认识等问题，大连开发区最终与世界两大巨头企业擦肩而过。

如同分娩，阵痛之后就是一个崭新的生命。

有了开发区，就要谈到外商来华投资，也就不得不谈到日资企业。

日本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华投资的，中国第一家日本独资企业就是落户在大连开发区万宝至马达（大连）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