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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胆突破（第5页）

1977年粮食总产量比1976年增产60亿斤，1978年又比1977年增产40亿斤。

两年共增产100亿斤，等于农业人口每人增产124斤。

这就是说，每一个农民一年可以多吃124斤粮食，这意味着8000万四川人口免于饥饿。

1978年秋，四川省委在农业方面进一步实行了“放宽政策”

、“休养生息”

的方针，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并且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

当时，四川蓬溪县的几个生产队借“放宽政策”

之际，偷着试行包产到户。

在蓬溪县河边公社第六大队的第八生产队，1976年人均收入仅为33元，1978年也仅为56元。

为了改变贫困，这个队背着公社和大队，把棉花从收到种包到户，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1979年春季和夏季，四川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全面推行。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进一步解放了四川省的农业生产力，四川的粮食总产量，1976年是508?4亿斤，1979年则为672?3亿斤，增加164亿斤。

包产到户使四川终于彻底摆脱了饥饿。

在当时，除四川之外，西北的甘肃省岩昌县哈达铺公社，武威县的一些社队，内蒙古自治区的托克托县中滩公社等地，也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就这样，一场改变中国的伟大改革星星之火，在中国较为贫困的农村点燃了。

建立经济特区推行配套改革

1979年新年伊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前往汕头等地，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

到达汕头后，进入吴南生眼帘的除了贫困和落后，便是在破败的街道上四处漫溢散发着臭气的粪便。

看到汕头的落后，吴南生质问中共汕头地委的领导们：“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的这样一幅江山啊！”

此时，吴南生想起一位海外的朋友为他出的主意，那位朋友问他：“你们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就最快，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就这样，吴南生向广东省委提出了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

3月3日，也即是吴南生回到广州的第三天，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

在此次常委会上，吴南生的关于提议在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获得了常委们的一致认同。

同时，在此次会上，广东省委还认为广东有两大优势：毗邻港澳，华侨众多。

只要中央在经济政策上给与广东充分的自主权，广东就可以完全利用这两个优势，加快广东经济发展的步伐。

因此，广东省委认为，不单是在汕头办一个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珠海、深圳也办。

最后，广东省委决定，把开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报告给中央。

就这样，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最早发出了希望改革的呼声。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中央党政军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主管经济工作的省委书记王全国和一位抓农业的省委常委，出席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小组讨论结束之后，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听取各小组召集人的汇报。

汇报开始后，作为中南组的召集人，习仲勋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

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表示，如果中央能够给广东一些在经济决策上的权力，广东早就发展上去了。

接着，习仲勋讲了广东的经济现状和广东省委关于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

在汇报中，习仲勋重点提到了广东省委要求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的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并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

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委员们的赞许和支持。

广东可以先走一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与别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