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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美国的朋友劝我永久居留。

“在这里，你可以在和平中继续从事音乐工作，”

他们对我说，“而且你很安全，不需要面对危险或是海上的潜水艇。”

然而我放不下在欧洲的家人和朋友。

每一季，巡回音乐会一结束，我就回到欧洲，去圣萨尔瓦多看望母亲。

一九一六年我在纽约时，发生了一桩悲剧，对我来说，这一事件说明了战争的损耗和疯狂。

那年年初，我的挚友恩里克·格拉纳多斯从巴塞罗那来到纽约，参加他的歌剧作品《戈雅之画》的世界首演。

对于旅行，格拉纳多斯怀着几近病态的恐惧，尤其是海上旅行，多年来他坚决拒绝横渡大西洋。

可是这一次，由于他很看重首演，终于同意首度跨洋旅行。

他和妻子安帕罗同行。

当我们在纽约相见时，他表现出对即将开始的演出的紧张。

格拉纳多斯对待自己音乐的态度就像个小孩子，他觉得他的音乐一点儿也不重要，那只不过是从他心中涌出的东西，而他总是怀疑其价值。

二十年前，我们都还是住在巴塞罗那的年轻人，我为他指挥了第一部歌剧的预演。

这一次也一样，他问我能否协助他进行排练。

在大都会歌剧院排练时，他紧张到一句话也不说，除非有人问他问题。

他不会说英文，所以如果有乐师问他剧中某一段他希望如何诠释，我会替他翻译。

“就跟他们说，他们觉得怎么演奏最好，就怎么演奏。”

这是他的典型作风，他觉得演奏他作品的音乐家应该自行决定什么是最好的诠释方式。

音乐自然是很美妙，我试着减轻他的焦虑，告诉他这部歌剧将会大获成功。

首演之夜，他亲眼见到了！

那部歌剧得到如雷般的喝彩，是我所见过的最惊人的盛况。

观众起立欢呼，甚至落泪。

格拉纳多斯本来要在那之后不久就搭船返航，可是他接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要他去白宫演奏的邀请，于是他把行程后延，决定三月初再和妻子搭船回欧洲。

两星期后，噩耗传来，他们所搭乘的船在横渡英吉利海峡时被鱼雷击中，温文的格拉纳多斯和他的妻子双双亡故。

那时他只有四十九岁，正值创作力高峰……

伊格纳西·帕德列夫斯基和克莱斯勒当时人在纽约，我们三个决定一起举行一场纪念音乐会，来为格拉纳多斯的子女募款。

他有六个子女，其中一个是我的教子，我们知道我们这位朋友没有留下多少钱。

那场音乐会在大都会歌剧院举行，就在不久之前，格拉纳多斯才在这里得到欢呼肯定。

我说不出究竟有多少人前来参加，那一夜下着雨，当我抵达歌剧院时，几千个买不到票的人站在街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