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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财产（第9页）

贤良文学都是治儒家之学的。

弘羊则是法家，桓宽亦信儒家之学），其记录，未必会有利于弘羊，然而我们看其所记弘羊的话，仍觉得光焰万丈，可知历来以弘羊为言利之臣，专趋承武帝之意，替他搜刮，实在是错误的。

但弘羊虽有此种抱负，其筹款的目的是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则并未达到。

汉朝所实行的政策，如减轻田租、重农抑商等，更其无实效可见了。

直到汉末，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主张，行一断然的大改革。

在中国经学史中，有一重公案，便是所谓“今古文之争”

。

今古文之争，固然自有其学术上的理由，然和政治的关系亦绝大。

提倡古文学的刘歆、王莽，都是和政治很有关系的人。

我们向来不大明白他们的理由，现在却全明白了。

王莽是主张改革经济制度的人。

他的改革，且要兼及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

今文经是只有平均地权的学说，而无节制资本的学说的。

这时候，社会崇古的风气正盛。

欲有所作为，不得不求其根据于古书。

王莽要兼行节制资本的政策自不得不有取于古文经了。

这是旁文。

我们现在且看王莽所行的政策：

（一）他把天下的田，都名为王田（犹今言国有），奴婢名为私属，都不得买卖，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的，分余田与九族乡党。

（二）设立六筦之制：（甲）盐，（乙）酒，（丙）铁，（丁）山泽，（戊）五均赊贷，（己）铁布铜冶。

其中五均赊贷一项，是控制商业及借贷的。

余五项，系将广义的农业和工业，收归官营。

（三）五均，《汉书·食货志》注引邓展，谓其出于河间献王所传的《乐语》《乐元语》。

臣瓒引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

这是古代的官营商业。

其为事实或法家的学说未可知，而要为王莽的政策所本。

王莽的制度是：改长安东西市令，又于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处，都设司市师（“师”

是长官之意），各以四时仲月（二、五、八、十一月），定该区中货物的平价。

货物实系有用而滞销的，照它的本钱买进。

物价腾贵，超过平价一钱时（汉时钱价贵，故超过一钱，即为腾贵），则照平价出卖。

又在司市师之下，设泉府丞（“丞”

是副官的意思），经营各种事业的人，都要收税，名之为贡（其额按纯利十分之一）。

泉府收了这一笔贡，用以借给困乏的人。

因丧祭等事而借的，只还本，不取息，借以营利的，取年息十分之一。

王莽的变法，成功的希望是不会有的，其理由已述于前。

固然，王莽的行政手段很拙劣，但这只是枝节。

即使手段很高强，亦不会有成功的希望。

因为根本上注定要失败的事，绝不是靠手段补救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