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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述晏子的话,说古代的巡狩,“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孟子·梁惠王下》)。
而《战国策》载冯煖为孟尝君收债,尽焚其券以市义,就显示着这一个转变。
较早的时代,只有封君是有钱的,所以也只有封君放债。
后来私人有钱的渐多,困穷的亦渐众,自然放债取利的行为,渐渐地普遍了。
(六)在这时代,又有促进交易和放债的工具发生,是为货币的进步(另见《货币篇》)。
货币愈进步,则其为用愈普遍,于是交易活泼,储蓄便利,就更增进人的贪欲(物过多则无用,所以在实物经济时代,往往有肯以之施济的。
货币既兴,此物可以转变为他物,储蓄的亦只要储蓄其价值,就不容易觉得其过剩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发生下列三种人:
(一)大地主。
其中又分为(甲)田连阡陌及(乙)擅山泽之利的两种人。
(二)大工商家。
古代的工业家,大抵自行贩卖,所以古人统称为商人。
然从理论上剖析之,实包括工业家在内,如汉时所称之“盐铁”
(谓制盐和鼓铸铁器的人)。
其营业,即是侧重在制造方面的。
(三)子钱家。
这是专以放债取息为营业的。
要想知道这时代的经济情形,最好是看《史记》的《货殖列传》。
然《货殖列传》所载的,只是当时的大富豪。
至于富力较逊,而性质相同的(小地主、小工商及小的高利贷者)那就书不胜书了。
精神现象,总是随着生活环境而变迁的。
人,是独力很难自立的,所以能够生存,无非是靠着互助。
家族制度盛行,业已把人分成五口、八口的一个个的小单位。
交易制度,普遍的代替了分配、互助之道,必以互相剥削之方法行之,遂更使人们的对立尖锐。
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获得一个立足之地甚难,而要堕落下去则甚易。
即使获得了一个立足之地,亦是非用强力,不易保持的。
人们遂都汲汲惶惶,不可终日。
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史记·货殖列传》有一段,剖析当时所谓贤士、隐士、廉吏、廉贾、壮士、游侠、妓女、政客、打猎、赌博、方技以及犯法的吏士、农、工、商贾,各种人的用心,断言他的内容,无一而非为利。
而又总结之曰:“此有智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韩非子》说: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
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而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
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显学篇》)。
话似近情,然不知无丰年旁入之利,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的条件,成立甚难;而且侈惰亦是社会环境养成的,谁之罪?而独严切地责备不幸的人,这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的精神,竟不像是同一种动物发出来的了。
人心大变,此即所谓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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