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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进城（第4页）

这些都是他的软肋，他最擅长的仅是在讲台上拿着粉笔随手一挥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标准圆，一道几何难题他短时间便能用超过三种以上的方法去证明。

围绕着调动工作这件事，父亲需要从头开始学习并利用他的数学特长，利用统计分析构建人物关系并用排列组合找出最佳的组合模型，从而最终确定最具性价比的相对经济的行为路线，确保在保证成功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少花钱。

我最终都不知道他当时是怎样克服了“领导恐惧症”

而去托人找关系的？整个家族向上几代都是标准的贫农，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可以托付。

如果不是新中国，全家可能仍挤在农村那几间破烂不堪的土坯房子里，躺在柔软的麦秸地铺上做吃馒头的美梦。

当得到确切消息的那一刻我十分诧异，难道他真的掏空了家底儿用钱砸开了某位领导家的门？难道他这张老实巴交的脸感动了某位颇具同情心的领导？也许是连续十年的教学成绩吸引了第一高中校长赵同志的注意？但或许什么也不是，只是偶然的人生际遇，一切的一切，我无从知晓。

据说当时父亲的皮包里带着某位八竿子打不着的副市长同乡手写的条子，双方校长在半醉半醒之间满面红光地给父亲打了包票，这事儿才算是最终定了下来。

关于调动的事情几乎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没有宣布，没有通告，直到那个暑假最后几天，我才从母亲反复翻看的那张纸上才得到的确切消息。

直到多年后自己成为了父亲，我才开始理解父母当年的行为，他们不想自己的孩子因某些行为得到污染，他们宁可自己龌龊一点，即便是牺牲了尊严和做人的原则也要为孩子争取最好的未来，同时还要尽力保护好孩子的尊严，让我们在心理上不受影响，从而去塑造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并不光彩的自我牺牲的精神，虽然这种牺牲并不豪迈，但也不能失之伟大。

那张《调令》是终于让父亲向母亲有所交代，“战略转移”

的目标终于达成并可以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这个漫长而浩大的迁移工程使得一家人终于能正常团聚，一家人再次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过那种惹人羡艳的“城里人”

的生活。

一轮又一轮的告别招待，在所有人还在半梦与半醒之间并投以羡艳的目光后，我们带着酒香的祝福后匆匆忙忙展开了搬家行动。

在邻居们的帮助下，父母把拼了半辈子的积蓄浓缩在一辆小型卡车里，锅碗瓢盆柜桌椅凳……

母亲挤在司机旁，汽车启动了，母亲再次流泪，这是她这一生少有的幸福眼泪……

我踩着父亲的那辆永久牌二八大杠，驮着自己的铺盖卷和笔墨纸砚狂行六十里，先行入住了D市第一高中那间陌生的房子，房子紧靠学校西南角，外面就是千年的土城墙，土城墙坍塌了一段，从那个空隙可以看到护城河和蠕动着的墨绿色的河水。

一阵风来，墨绿色的河水发出阵阵的臭味。

那间低矮的房子，进门需要先要往下走五十公分，稍不注意脑袋就会在门框上磕出一个大血包，我是在头上磕了第三个血包后才最终形成了进门先低头的习惯的，这间房子伴随着随后三年时光，被这间低矮房子的门框碰了几次脑袋之后，我慢慢学会了进门先低头的习惯，而这个进门先低头的习惯居然为我参加工作后的生存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这间房子和镇上所住的房子完全无法相提并论，镇子上的房子是当年苏联人设计的，坚固的青色砖墙，木板顶棚上面盖着红色机瓦，虽然也很陈旧却不会掉土也不会透光。

我非常纳闷为什么城市里还有这种混合着青砖和红砖墙壁，顶上缮着麻杆和泥巴的房子。

从那个麻杆的缝隙还能看到天空，晴朗的天气里太阳的光斑能够从床头慢慢游到床尾。

这种连农村人都在淘汰的老房子是如何顽固地矗立在城市的这片新潮而时尚的土地上？这是否又是我父亲从来都不会为自己争取利益性格的再一次写照？

后面相当一段时间里，全家都在匆忙中处理一堆陌生又新鲜的事务：转户口、转粮食关系、办新的身份证......这足以让整个家庭在一段时间内都不能松懈，事情一件一件解决，难题一件件克服。

或许是这种忙忙碌碌的生活反而凝聚了家人们的团结，没有争吵也没有抱怨，一起努力为了明天创造更好的生活，我们在学会了互相帮忙的同时也学会了包容和委曲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