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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 天津教案（第8页）

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

虽李鸿章兵力稍强，然以外国之穷年累世专讲战事者尚属不逮，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

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

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

二者不可偏废。

臣此次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疾而区区愚虑不敢不略陈所见，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清“民教之争”

奏议印本

曾国藩上此奏折后，已经预感到会有许多人谴责他对此事的处理不公，他在二十四日给曾纪泽的信中也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自己的做法对内有负于神明，对外也会挡不住舆论的压力。

在六月二十九日的信中，他给自己的儿子写下了以下的话：“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

自己的行为愧对天地良心，愧对天下国人，这些曾国藩都是非常明白的，但他为何又执意要这么做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怕！”

怕如果这件事得罪了法国人，就会引发战争，那么清政府就一定会在战争中失败。

曾国藩的这种对洋人的恐惧，在他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一日给彭玉麟的信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国藩办理津案之时，诸多棘手。

缉凶一层，已于九月间奏结，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等犯二十五人，其赔偿、抚恤等事由总署议定，约给五十万金，洋人始就范围，全案业已议结。

大抵此事在局中者皆以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

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得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

在今日构衅泄愤，固亦匪难，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

故夏秋间办理此事，不惮委曲迁就，躬冒不韪，冀以消弭衅端。

惟仆初赴津门，力疾前往。

精神不能遍照，布置多有未周。

六月二十三日一疏袒护天主教，既乖正理，并违本心，而发抄时内阁又删去“五疑”

一层，遂致物议沸腾。

八月二十八日曾陈一密片，稍救前疏之失。

法布构兵，法国为布人所围，几致破灭，而布使在京，仍与法使联络一气，坚持津案，仍不肯稍有异议。

英俄各国亦复彼此勾结，其交甚固。

刻下虽暂无事，而中国既无术自强，彼族环伺，后患方长，实深隐虑。

正是因为受制于这样一种恐惧心理，曾国藩再一次向人民举起了屠刀，重新变成了他以前做“曾剃头”

时的模样。

八月二十三日和九月十三日，他两次向朝廷呈上奏折，汇报了他对天津教案的最后处理：处决天津市民二十人，有二十五人被发配充军，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革职充军，并且向法国赔偿白银五十多万两，并派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

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

此案则当时众忿齐发，聚如云屯，去如鸟散，事后追究，断不能辨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但求确系下手正凶，不复究其殴伤何处，此变通办理之一端也。

常例断狱决囚，必以本犯画供为定。

其本犯供词狡展，则有众证确凿，即同狱成之例。

此案则各犯恃无尸亲，坚不吐实，旁人又不肯轻易指质，众证亦殊难得。

臣等议定本犯无供，但得旁证二人三人指实，取具切结，亦即据以定案，此又变通办理之一端也。

计讯定证供确实者十一人，无供而有确证者四人，共计可以正法者十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