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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7页）

营中文武各员，始则纷纷请解京师，继则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纷纷请贷其一死，留为雉媒，以招余党。

臣则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

后一奏章所述，足见李秀成地位尊，威信高，号召力强，虽不是曾国藩所说的“元恶”

，却也是“要犯”

，槛送首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文武各员“纷纷请贷其一死”

，曾国藩为何如此专横跋扈，拂舆论而不顾呢？至于曾国藩援引陈玉成、石达开未解京成例，更不足以凭。

因为陈、石被俘，在战争时期，情况紧急，而李秀成被俘，则在太平天国既亡之后，可从容行事。

李秀成会不会在途中“不食而死”

，曾国藩心中更是清楚的。

李秀成被俘后，连日撰写了数万言供词，不稍闲暇，并且向曾氏兄弟提出十条建议，明明白白表示：“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全收投降，而酬高厚，以对清皇上，以赎旧日之罪。”

“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众，再有复变心，仍祈正国法；如办不成，亦正国法。

是定我此者，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

李秀成“免我兵不可再坏凡民”

的欲望甚强，岂会中途“不食而死”

？且赵烈文、周阆山曾审问过李秀成，李秀成“言次有求活之意”

。

这点，曾国藩不会不知道。

所以，恐在途“不食而死”

之说，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那么，曾氏兄弟为什么背情逆理，先斩后奏呢？论者咸谓曾氏兄弟深有隐私，害怕李秀成至京后的供词与曾氏兄弟连日奏章所言不符，立获欺君之罪。

这应是不刊之论。

例如，他们报捷说，破金陵之日杀“贼”

十万，而当时城中连居民亦不过三万来人；又如奏报幼天王已死，而李秀成实护幼主逃出城外；又如奏报李秀成焚毁天王府等，而实是萧孚泗纵火；至于天京“金库”

，李秀成自然更知底细……这些问题，只要有一件被李秀成在京坐实，本来处于一触即发的矛盾中的曾国藩，完全可能由中兴功臣一变而为阶下囚。

言念及此，怎叫曾国藩不绕室惶惶不可终日？故兄弟熟商，力主速杀。

这“熟商”

二字，足见曾氏兄弟谋划甚深，然而人们却也从这二字中窥到了曾氏兄弟内心世界的某些消息。

更有甚者，朝廷六月二十九日关于令曾国藩“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

的谕旨，曾国藩是七月初六收到的，而他却在当天将李秀成杀害了。

七月二十日他才慢吞吞地复奏道：“初十日始奉将二酋解京之旨。

扣算日期，臣处应于初六日接到批旨，乃驿由安庆转递江宁，致迟四日之久。

臣查军机处封面及兵部火票皆注明递至江宁字样，不知驿站何处错误。

应即行文，挨站查办。”

曾国藩就是用这种驿站误递的技术性原因，偷偷地将他于七月初六日与谕旨对着干的行径掩饰了过去。

皇帝谕旨，军机要件，谁不小心翼翼，竟敢误递？这显然是欺世之辞。

清朝廷接到这样的复奏，其实早已看透了曾国藩的心，虽也于七月二十七日称“着兵部挨站严查，系何处驿站错误，即行参办”

的指令，却并不见有任何人因此获罪，不了了之；而对曾国藩先斩后奏的既成事实，只好追允了。

退一步说，即使曾国藩确是七月初十才接到解京的谕旨，那么，他早在六月二十三日便有“应否槛送京师”

的请示，为何不等批复便一意孤行呢？口称“以忠诚为天下倡”

的曾国藩，为了一己私利，对清朝廷的忠诚大大地打了折扣，至少在这件事上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