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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 天国瓦解（第4页）

他的部属更是举杯欢庆，对江南大营的溃败，一个个都感到兴奋异常。

左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

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说：“江南大营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

他们不顾同伴的失败，却只想到失败带给他们的好处。

胡林翼说得则更为露骨：“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

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下，到曾氏幕府不久的左宗棠，便得到了曾国藩的举荐，于四月二十日奉上谕，“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

而在曾氏幕府多待了一年多的李鸿章，在这年五月才被曾国藩派去做淮扬水师的组建工作。

左宗棠初到曾国藩宿松大营的时候，认为作为一名君子不可以被人再三侮辱，死于小人还不如死于盗贼，因而想在曾国藩手下做一营官，既满足了自己讨贼的心愿，又可以使自己策马扬鞭，冲锋在前。

当时，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在给骆秉章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左季翁自领一队之说，侍劝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罢论矣。”

但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征求他的意见：“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

曾国藩这才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叫左宗棠另外带领一队湘军。

左宗棠原打算募二千五百人，曾国藩的意见却是让他募五千人。

左宗棠在宿松只待了二十多天，因为儿子病情很严重，他提前回到湖南。

曾国藩的本意，是叫他募勇对安徽的兵力进行支援，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却这样说道：“苏州既失，为公计者，宜先以偏师保越为图吴之计”

，“是制此贼，必取远势，而不能图速效”

。

又说：“先将江西兵事、饷事逐为经划，亦当务之急也。”

这个计策实际就是“保越图吴”

，尔后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长期运用了这一战略。

左宗棠在湖南招兵买马，将以前大批的湘勇集合在一起，又收聚了王的旧部，共得五千八百零四人，被称为楚军。

这年八月间，他率楚军经醴陵直趋江西，先在江西东北部和东部与太平军进行了几次交锋，随后转战到了浙江。

自安庆失守后，李秀成便把兵力全部集中到了江浙。

从江西东向的侍王李世贤部及从广西回师的石达开旧部，几乎遍布了浙江全省。

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李秀成带领太平军一举将浙江省会杭州攻克，巡抚王有龄万般无奈，只得自杀。

在这之前，十月十七日、十月十八日、十月二十三日，清廷曾发三次廷寄，谕令左宗棠马上赶到浙江去，负责军务的督办。

曾国藩等于十月底作出决定，十一月十六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臣等往返熟商，即请左宗棠督率所部进援浙江，并将驻防徽州之臬司张运兰，驻防广信之道员屈蟠，驻防玉山之道员王德榜、参将顾云彩，驻防广丰之道员段起各军，及副将孙昌国内河水师，均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

兵力稍厚，运棹较灵，于援剿浙、皖之时，仍步步顾定江西门户，庶于三省全局有裨。”

当时，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原本只是负责统率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清廷因为对曾氏集团的依赖，又于十月十八日下发明谕，上述三省除外，“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杭州将军瑞昌只是负责浙江军务的帮办。

但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给朝廷的奏折中说：“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

又说，左宗棠“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

即无庸臣兼统浙省”

。

曾国藩深感朝廷对自己有太重的依赖，给了他太尊贵的权位和太多的期望，令他感到有些畏惧，因此不敢控制四省，恐怕自己会犯下过错；另一方面，也说明曾国藩当时给予左宗棠的信赖与倚重也是非常多的。

左宗棠此时在广信负责驻防工作，他根据“宁肯缓进，断不后退”

的原则，率军至婺源，又分兵解除了徽州的包围，使后方得到了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