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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 坎坷湘军（第5页）

湘潭之失，可把骆秉章给急坏了，他赶忙亲自找曾国藩，希望他能够把湘潭夺回来。

但是，当时曾国藩因为求功心切，和骆秉章的想法有些不同。

他的想法是：朝廷给他下达的命令是要他到武昌去，岳州之败，他忍辱退回长沙，已经感到非常没有面子，此次如倾巢对付湘潭的太平军，胜利了倒还可以，一旦失败了，还有何脸面再活在世上？况且太平军分兵攻打湘潭，就必然会在岳州一带造成军势上的弱势，若能乘虚越过岳州，前往武昌，在皇上面前岂不是可以挣回面子？而且，若先攻湘潭，不免会让人感到曾国藩这一招是退避之举。

但是曾国藩手下的幕友陈士杰、王运等人却大多和曾国藩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湘潭是大商埠，军需所资，先把湘潭夺下是理所应当的；若是先北上攻克武昌，失败了再退到省城去，便是置自己于死地。

陈士杰持此主张最力。

他告诉王运：“今独可悉兵援湘潭，即不利，犹得保衡、永，图再举；若不顾根本，但图进取，一败俱死矣。”

王运向曾国藩转达了这一意见，曾国藩才恍然大悟。

陈士杰不但自己对曾国藩力加劝说，而且约请杨载福、彭玉麟一同向曾国藩上书攻湘潭的好处所在。

恰恰这时，十营水师的营官都来见曾国藩，他们一致力谏曾国藩攻取湘潭。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才做出了一举攻克湘潭的决定，于是派补用副将塔齐布、蓝翎守备周凤山率领一千三百多人进军湘潭，又派候补知府褚汝航等五营水师前往。

同时决定第二天自己亲自领两千多人增援。

正当曾国藩一心一意将心思放在攻克湘潭上时，当天晚上，突然接到了长沙县乡团士绅的报告：“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

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

机不可失！”

曾国藩对这一消息感到有些心动，认为：“潭城贼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亟应乘机攻剿，俾贼逆首尾不能相顾。”

于是临时把计划变更了，在第二天卯刻率领大小四十多只战船，陆勇八百名向靖港进发。

靖港位于湘江、资水交汇的地方，对岸有铜官山，六朝时曾经设置了铜官，所以才有“铜官渚”

的称号。

曾国藩随水师督战，坐船到达距铜官渚二十里的白沙洲。

但曾国藩手下的将领李元度却极力劝阻曾国藩不要再这样做，他认为，现在湘军的精锐部队已经被调往湘潭去了，攻打靖港，那应该是湘潭之战胜利后的事情，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等军情发展，然后再另做打算。

然而，已走火入魔的曾国藩对李元度的劝告置之不理，认为靖港太平军只有几百人，跟拥有近五千士兵的湘军无法相比，以五千人去对付几百人，根本就是以石击卵，胜利必定是属于他的。

因此，他不再为此事与手下幕僚商议。

他此举决心非常大，甚至将一份遗疏和一份两千多字的遗嘱交给李元度，如若他死了就把遗疏交给湖南巡抚，让他上陈给皇帝，同时把遗嘱转交给他的弟弟们。

四月二十八日中午，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两师及五千多名当地的团丁浩浩荡荡赶到了靖港，然而，在进入靖港之后，在街上连太平军的影子都没发现。

正在纳闷之际，他们就遭到了一阵密集炮火的攻击，部队立即就乱了阵脚。

这时，埋伏在铜官山的两万太平军才从山上直奔下来，湘军吓得溃不成军。

与湘军同来的团丁还没有和太平军兵刃相接，便望风而逃，带动湘军陆师也向后奔逃。

因为中了敌人圈套而气恼万分的曾国藩见部队不战自溃，便离船登岸，来到浮桥桥头，插了一面旗帜在那里，手执宝剑，高喊：“有退过此旗者斩！”

但是，湘勇们为了求生，根本就顾不得自己的统帅说了些什么，他们仍纷纷后退，并争先恐后过浮桥逃命。

因为争抢过于剧烈，结果浮桥桥板毁坏，桥上人因此跌落水中。

看到陆师溃不成军，水师便不等号令，纷纷升起船帆，四散逃去，一边还胡乱地朝岸上开炮。

曾国藩在同月给自己弟弟的家信中是这样描述此事的：“所可恨者，吾于初二日带水师五营、陆勇八百至靖江攻剿贼巢，申刻开仗，仅半顿饭久，陆勇奔溃，水勇亦纷纷奔窜。

二千余人，竟至全数溃散，弃船炮而不顾，深可痛恨！

惟钓钩子未出队者，略存子药炮位，而各水手亦纷纷尽散。

红船之水手仅存三人，余船竟无一水手，实为第一可怪之事。”

此次靖港之战曾国藩的失利完全是因为不小心掉入了太平军设置的圈套。

太平军算知曾国藩自岳州败后，一心只想求得战争的胜利，所以故意在靖港设下埋伏。

靖港位于沩水流入湘江的入口，水流很急，船只有靠很大力气才能逆流而上。

河的对岸是铜官山，山上茂盛的树林对设埋伏非常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