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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 食货志四（第13页）

今减通番之罪，止於充军。

禁内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课茶，悉聚於三茶马司。

夫茶司与番为邻，私贩易通，而禁复严於内郡，是驱民为私贩而授之资也。

以故大奸阑出而漏网，小民负升斗而罹法。

今计三茶马司所贮，洮河足三年，西宁足二年，而商、私、课茶又日益增，积久腐烂而无所用。

茶法之弊如此。

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之机在我。

今茶司居民，窃易番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及官易时，而马反耗矣。

请敕三茶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当发若干。

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夹带。

令茶价踊贵，番人受制，良马将不可胜用。

且多开商茶，通行内地，官榷其半以备军饷，而河、兰、阶、岷诸近番地，禁卖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

洮、岷、河责边备道，临洮、兰州责陇右分巡，西宁责兵备，各选官防守。

失察者以罢软论。”

奏上，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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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茶法稍饬矣。

御史刘仑、总督尚书王以旗等，请复给诸番金牌信符。

兵部议，番族变诈不常，北狄抄掠无已，金牌亟给亟失，殊损国体。

番人纳马，意在得茶，严私贩之禁，则番人自顺，虽不给金牌，马可集也。

若私贩盛行，吾无以系其心、制其命，虽给金牌，马亦不至。

乃定议发勘合予之。

其后陕西岁饥，茶户无所资，颇逋课额。

三十六年，户部以全陕灾震，边饷告急，国用大绌，上言：“先时，正额茶易马之外，多开中以佐公家，有至五百万斤者。

近者御史刘良卿亦开百万，后止开正额八十万斤，并课茶、私茶通计仅九十馀万。

宜下巡茶御史议，召商多中。”

御史杨美益言：“岁祲民贫，即正额尚多亏损，安有赢羡。

今第宜守每年九十万斤招番易马之规。

凡通内地以息私贩，增开中以备振荒，悉从停罢，毋使与马分利。”

户部以帑藏方匮，请如弘治六年例，易马外仍开百万斤，召纳边镇以备军饷。

诏从之。

末年，御史潘一桂言：“增中商茶颇壅滞，宜裁减十四五。”

又言：“松潘与洮、河近，私茶往往阑出，宜停松潘引目，申严入番之禁。”

皆报可。

四川茶引之分边腹也，边茶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滞。

隆庆三年裁引万二千，以三万引属黎、雅，四千引属松潘诸边，四千引留内地，税银共万四千余两，解部济边以为常。

五年令甘州仿洮、河、西宁事例，岁以六月开中，两月内中马八百匹。

立赏罚例，商引一二年销完者赏有差，逾三年者罪之，没其附带茶。

万历五年，俺答款塞，请开茶市。

御史李时成言：“番以茶为命，北狄若得，藉以制番，番必从狄，贻患匪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