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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从魏晋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第12页）

玄宗时，宇文融为监察御史。

也明晓得彻底根究，叫并兼的人把所并兼的田，统统吐出来，是办不到，就想括“籍外的羡田”

，以给逃民。

然而“并兼之亟”

，总是起于人多而田不足之后的，哪得有许多羡田可括？而且他的办法，逃户受羡田的，又要出钱千五百；于是州县希旨：把有主的田，算做羡田；本地的人，算做客户，反变成了聚敛的政策。

安史乱后，赋税紊乱的情形，更其不可收拾。

德宗时，杨炎为相，才创“两税”

之法（“夏输”

无过六月，“秋输”

无过十一月）。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

人无丁中，以贫富为著。”

虽没有把“税人而不税田”

的法子，根本改革；然而照他立法的意思，是“以人的贫富，定出税的多少”

；较诸就田而税，负担偏于农民的，反觉公平。

不过人的贫富，不易测定。

实行起来，要求其公平，是很难罢了（陆贽说：两税以资产为宗，少者税轻，多者税重，然而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贵而人莫窥的；有场圃囷仓，物轻而众以为富的。

有流通蕃息之货，数少而日收其赢的；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寡利的。

计估算缗，失平长伪。

我说：两税的法子，若真能行得公平，倒近乎一般所得税了。

这个谈何容易。

杨炎的法子，自然离此理想尚远。

然在当时，总不失为救弊的良法）。

《文献通考·田赋门》的一段按语，论秦汉到唐田赋制度的变迁，极为清楚。

我如今不避繁复，再节抄在下面。

因为这件事，和当时社会的生计状况，是很有关系的（是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

……自秦废井田之制……始舍地而税人……汉时，官未尝有授田限田之法……田税随占田多寡，为之厚薄……人税则无分贫富，然……每岁不过十三钱有奇耳（参看本篇第八章第三节）。

至魏武初平袁绍，乃令田每亩输粟四升，又每户输绢二匹，绵二斤，则户口之赋始重矣。

晋武帝又增而为绢三匹，绵三斤……然晋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则出此户赋者，亦皆有田之人……宜其重于汉也。

自是相承，户税皆重。

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

齐周隋唐因之，赋税沿革，微有不同。

史文简略，不能详知。

然大概计亩而税之令少，计户而税之令多。

然其时户户授田，则虽不必履亩论税，只逐户赋之，则田税在其中矣。

至唐，始分为租庸调……然口分世业，每人为田一顷……所谓租庸调者，皆此受田一顷之人所出也。

中叶以后，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实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可乎？……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

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

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