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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24夜话（第4页）

“在中土，连绵不断的战争的最终，采用法家学说的秦始皇使得秦国迅速强大起来，最终用武力战败六国，一统天下权力。

“法家不虚伪，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蔑视人性，提倡严刑峻法，在他们眼里，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军队。

“秦王朝的覆灭，暴露了单靠法家严刑峻法和以人民为敌的思想之局限性和反动性。

战争状态下，人民也许只能暂时屈服，配合解决权利的归属。

然而，长时期对人民压迫、奴役必将引起理所当然的反抗。

陈胜起义能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就是明证。

这就使得后来的君王们不得不改弦易辙，都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

“中国的帝王们和一切问鼎九州的政治家懂得，一味地苛政暴虐还是不行的，需要的是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两手。

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法家的理论，只是不便把其公开化。

私下里，法家的‘法’‘势’‘术’三件帝皇之具是名副其实的‘驭臣术’。

不过，法家还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它只能是一种‘术’，而不是一种‘道’，一种能教化天下平安无事的大道理。

“这个‘道’在哪里呐？“经过了短暂的‘养民生息’，西汉进入全盛时期，汉武帝除了重新坚持郡县制外，还实行了‘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而完成了中国帝王专制制度的全体打造，沿用至今。

“汉武帝时期的新儒家学说实际上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话，把‘天’说成是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无上的权威。

而帝王则是‘承天意以从事’。

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天子”

，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但真正奠定儒教无法动摇地位的是科举制的实行，全部占有薪奉收入的‘儒’，从此进入了社会的领导行列，充实了社会的每个角落，也使儒家或儒生成为这个国家的躯干，在支撑起中央政府的同时也具有支配低层群体的权力。

“科举制是最有效的粘合剂，它使这个大金字塔的稳定性大大加强，是帝皇们爱不释手的宝贝，也是儒家的衣食来源。

儒家的这种社会地位就产生了它的社会责任感，儒家也很能积极地面对人生，从不自欺欺人。

什么鬼神来世，一概不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入世的哲学’也不为过。

“如果说，儒家的影响原来仅仅局限在士大夫阶层中间，那么，道教的影响就要大得多了，它曾深入到底层民众之中。

即便在汉武帝独尊儒家后，其余的春秋百家几乎都贬为异端邪说，唯独滋生于荆楚的老庄学说不再此列，这绝非偶然。

“儒家的孔、孟，崇尚‘礼乐’和‘仁义’，重视伦理教育，它的积极进取精神为专制皇权制度所采纳。

然而，社会有不同群体，有统治人的也就必有被人统治的。

有积极向上的，也有消极悲观的。

作为多数为柴米油盐劳碌终身的普通人，他们就不那么积极乐观了，他们一不需要那么积极乐观，二不可能一直都积极乐观。

再说，就每一个人而言，也不可能一直保持高度亢奋。

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是一种波浪形起伏状态。

这也就需要一种豁达而自我认命的气质，和与之配合的理论。

我以为：老庄学说是第一个用否定态来描述和承认世界的哲学，‘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法自然’，那种‘出世的哲学’，心态的恬静足以消除浮躁、不安和骚动，无论个人的抑或社会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教和道家才成为中国文化巨鼎的三足之一，才成为‘中国的根底’。

“然而，道教却是中国帝王心头永远抹去不了的痛。

“一方面，道教的长生术、点金术一直强烈吸引着中国的帝王们。

道家的‘无为’哲学中的超脱感，能有平和稳定情绪，行事不那么激烈，教化着黎民百姓。

另一方面，被高高在上，正统的儒教视为‘异端’的道教及其支系，在这个普遍文化不高、愚昧无知和迷信活动盛行的国度，总能掀起惊天大浪，几乎成了每次国内大动乱的从不缺席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