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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积极探索（第7页）

文章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发展是不平衡的，城市改革的步子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为了加快城市改革的步伐，对那些涉及改革方向的一些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结合改革的实践深入探讨。

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计划与市场机制有着不同的作用方式、作用范围和重点，彼此相辅相承。

计划的调节具有直接的、强制的性质，它的任务主要是解决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问题，解决发展目标和重大比例关系问题，解决生产力的布局问题，解决投资政策和重点建设问题，等等。

文章认为：这些方面是计划调节的特长和优势，市场机制往往是无能为力的。

因为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从全社会利益出发，掌握国内外全面的经济、科技、社会信息，这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能够胜任，并通过制定统一的国家计划来达到目的，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地区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文章富有创造性地指出：

计划和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两个主要的调节手段，二者互相补充，但却不能互相取代，硬要用计划指标去代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硬要用市场机制去代替统一计划的职能一样，都是不能成功的。

计划协调市场，市场调整计划，各有侧重，有主有从，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现阶段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制度。

文章最后破天荒地指出：无论计划也好，市场也好，都必须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尽可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中央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321人。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及地方、中央各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同志共297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主持。

叶剑英因病未出席会议。

经过6天预备会的研究和讨论，20日全会一致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决定指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

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

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八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这几年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已经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使经济生活开始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

但是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决定认为：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

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

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

决定强调指出：

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做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

决定同时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

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是相当大的突破了。

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以后，引起国际舆论高度重视。

各国通讯社和报纸迅速加以报道，并纷纷发表评论。

各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次全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份“全面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

，是“建国以来最大胆的一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