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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姐刘玉芬（第4页）

于耕田说他进城后，几乎就没回过乡下，只在年三十晚上回乡下跟残疾父母吃个团圆饭，丢一大把钱给他们，初一大早就进城跟一帮朋友玩去了。

农村对于于耕田来说，是一个刻在心里的伤口，是一块烙在脸上的伤疤，乡下人身份、残疾人父母、被拒绝的电影票以及舅舅操起菜刀的凶狠都让他无法面对，他没有足够坚强地对抗命运的摆布，他只好用鼓起来的口袋和嚣张的语言摆平自己的内心。

星期天回到乡下，我去舅舅家串门，顺便送了两双单位发的劳保手套过去，已是初冬时节，田里的稻子收割干净，小麦也种下去了，乡下人有了片刻的空闲。

舅舅让表姐杀了一只鸡，中午陪我喝酒，借着酒劲，我说起了于耕田在城里的风光，言语间多少有些夸张，表姐给我夹了一块鸡腿，说：“好几年都没见到过于耕田了，没想到他还真有两下子，连摩托车都买上了……”

舅舅打断表姐的话头：“他再有钱，也是农民，没有工作证，没有粮本子，在城里分不到房子，买不到煤球，吃米要到黑市上去买。

他就像一个混进城里的特务一样，过的是鼠窃狗偷的日子。

我在城里待过七年，只有我才晓得农民是贱民，是下等人。”

舅舅突然把半碗酒一饮而尽，他用烈酒把刹不住的话咽了回去，“我不想说了，再说就该拉出去枪毙了！”

临走时，我到厨房悄悄地对正在洗锅的刘玉芬说：“于耕田想请你到县城看电影！”

刘玉芬涨红了脸，声音胆怯、语气含糊地对我说：“我听我爸的！”

我哪敢跟舅舅说？回到县城，于耕田听了这消息后，将嘴里的烟头吐到地上，用脚狠狠地踩灭：“我要是找不到比刘玉芬漂亮的老婆，我就跳到高邮湖里自尽！”

4

于耕田没有跳高邮湖，他在高邮湖边贩鱼的时候救了一个跳湖自杀的城里姑娘林小玲。

林小玲是县国有照相馆的洗印工，她爱上了一个刑满释放的国民党特务，而且年龄比她大二十多岁。

正当她准备跟国民党特务结婚的时候，父母和哥哥将她痛打一顿并将她反锁在家里一个多月。

国民党特务放出来后，已经离开县城，从此下落不明，据说是移居香港了。

于耕田听了林小玲的哭诉后，安慰她说：“你为一个国民党特务跳湖，不值得！”

于耕田用摩托车将林小玲带回县城后，两人就好上了。

我在于耕田租来的房子里看到过林小玲，人长得比较妖艳，头发烫得像炸开的鸡窝，眼睛看人带着钩子，并且很轻易就能勾走男人意志薄弱的魂魄。

平心而论，林小玲的相貌跟刘玉芬是没法比的。

于耕田从我的眼睛里嗅出了我的不以为然，所以就显得很激动：“人家是城里姑娘，城里户口，有正式工作，刘玉芬算什么？乡下丫头！”

出于亲缘的本能，我毫不客气地反击于耕田：“林小玲水性杨花，刘玉芬冰清玉洁。

除了爹妈给她个城里人的身份，林小玲一无是处，送给我都不要！”

我针锋相对地反戈一击，于耕田蔫了，自卑心理彻底暴露了出来，他给我点了一支烟，声音灰暗地对我说：“送给你你不要，可我打灯笼也找不到呀。

你是城里的国家干部，我是乡下进城的一个小混混，父母一个残疾人，一个盲人，连乡下丫头都看不起我，你说我算什么？我狗屁都不是。”

我看到于耕田眼睛里有些潮湿，也就没再给他雪上加霜、继续打击了，我违心地安慰着他说：“你别往心里去，我也是一时冲动，说话没了分寸。

其实单凭林小玲看上乡下人这一点，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全县独一无二。

足够伟大的了！”

于耕田听我这么一说，脸上又弥漫起死灰复燃的神气：“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请你坐上席，在满园春大饭店摆上三十桌！

你说，到时候我要不要请刘玉芬呢？”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于耕田对我说他想跟林小玲把婚事办了，我说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想到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城里姑娘就这么被一个乡下来的鱼贩子征服了，于耕田很得意，接着说了一通“城里人都是挣不到钱的花瓶”

之类的狂话。

过了一段日子，于耕田情绪低落地找我喝了一晚上闷酒：“我总算弄明白了，在城里人面前，乡下人再有钱，还是个乡巴佬，是臭鱼烂虾！”

他说林小玲家里知道她跟一个乡下来的鱼贩子好上后，每天上下班都由她那位在县武术队的哥哥林国彪接送，绝不让于耕田有半点可乘之机。

林小玲哥哥咬牙切齿地教训妹妹：“释放的国民党战犯政府都安排了工作，有城市户口，有工作证，有城市粮油供应证，乡下鱼贩子有什么？”

林小玲的母亲解放前在县城“绣香楼”

妓院当过伙食总管，她不胜感慨地对一家人说：“早知这丫头发神经病，还不如当初让她跟国民党特务一起去香港！”

林小玲哥哥似乎有不同看法：“关键是国民党特务比我爸还大一岁。”

于耕田说他上个星期天去过一次林家，买了四条带嘴子的“大前门”

香烟、四瓶“古井贡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