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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4页）

因此，我们不得不去了解童年时期的心理特质；我们认识到一些只有凭借精神分析才可能认识的事物，因而能够纠正许多通常被认为是有关童年的见解中的错误。

我们确认童年时期的最初几年——大概一直到五岁——具有特珠的重要性，所依据的理由是：首先，那几年是性欲的早期全盛时代，它遗留下来对于成年人的性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各种诱使性因素；其次，这一时期的各种影响冲击了幼稚的、脆弱的自我，像创伤那样折磨着自我。

自我不能躲开这些情感的风暴，只有靠压抑的办法才能避开它们。

童年期的自我就在这种状况中，获得了所有导致以后各种疾病和功能失调的倾向。

我们发现，童年期的艰难在于儿童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几千年变化发展的结果，其中包括至少是对其本能的初步控制和对社会的初步适应。

儿童通过自身的发展只能实现这种变化的一部分，大部分则要借助于教育①强加给他，我们对于儿童常常不能理想地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感到诧异。

在这些童年时期，他们大多数都经历了可以说是与神经病相等的状态，而那些后来产生了明显疾病的儿童则尤其如此。

某些儿童尚未进入成年就产生了

①德文为“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

，在本部分均译为：“教育”

。

该词比英文的“教育”

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培养”

。

——英译注。

神经性疾病，结果给他们的双亲和医生造成许多麻烦。

无论是把分析疗法应用于已显示出明确的神经病症状的儿童，还是应用于尚处在性格发展不顺利阶段的儿童，我们都没有什么顾虑。

我们的反对者担心接受分析治疗的儿童会受到伤害，这实在是杞人忧天。

我们的分析治疗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儿童患者的情况，进一步证实我们从成年患者那里所推测的东西（可以说是根据历史材料）。

而儿童从这种治疗中则受益匪浅。

事实上对于分析治疗来说，儿童是极为适宜的对象；他们的疗效既彻底又持久。

当然，为成年人设制的医疗技术需加以很大改变，方可运用于儿童。

儿童心理与成｜人心理相去甚远。

由于儿童尚无超自我，故自由联想（ｆｒｅ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方法远不能为他们所接受；移情作用（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亦表现出不同于成｜人的特点（因为真正的双亲仍然处于负责的地位）。

我们在成｜人身上所极力反对的那种内在的抵抗，在儿童的场合则很大程度上被外在的困难所取代了。

如果儿童的父母使他们自己成为儿童抵抗分析治疗的工具，则分析的目的以至分析本身，就会经常受到威胁。

所以，把对儿童的分析，与对其双亲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响结合起来，常常是很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下述情况减小了儿童分析与成｜人分析之间的必然差异，即我们的某些患者保持了众多的婴儿特征，以致分析者（他再次不得不适应于他的患者）必须对他们运用某种儿童分析的技术。

儿童分析很自然地变成了女性分析者的领域，这种局面无疑将牢固地保持下去。

对大多数儿童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神经病阶段这一事实的确认，产生了一种正在萌芽的卫生学要求。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儿童没有显示出精神失调的迹象，作为一种保护其健康的措施，对他采用分析法是否有利，如同今天我们不等到发现儿童患白喉病，而是在他健康时就给他注射白喉预防针那样？

讨论这个问题目前仅只具有学术意义，我在这里是可以大胆考虑它的。

对于我们大多数现代人来说，这个建议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伤天害理的行为。

考虑到大多数位于父母立场的人对分析法的态度，我们现在必须放弃任何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行的愿望。

这种针对神经病的预防法——它很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也要以全然是另一种结构的社会为先决条件。

把精神分析应用于教育这种口号，今天只有到别的社会中去才能找到。

我们需要弄明白什么是教育的首要任务。

儿童应当学会控制他的本能。

不加限制地允许儿童自由实现他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