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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2页）

说叶飞、黄道反对刘英，粟裕参与其事。

对闽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声讨，对我进行斗争。

因闽东同志已退出闽浙临时省委，我便成了主要斗争目标。

当时对我也采取了敌斗争的手段，派了一个班把我监视起来，剥夺了我行动自由。

在这次会议上，把我率队转战于浙闽边境，给黄道同志写信，以及叶飞同志的脱险，都说成是我参与所谓&ldo;分裂省委&rdo;的活动，还把我在前面叙述过的我们在浙西南问题上的分歧，说成是我&ldo;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rdo;，&ldo;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rdo;；甚至把我们进入浙江的第一阶段，为吸引和调动敌人而在浙闽边的游击活动，也说成&ldo;一开始就对进入浙江没有信心&rdo;，等等。

刘英同志对我发动的这场突然袭击，我事前毫无觉察。

面对严重的敌情，我们既已失去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同闽东、闽北兄弟地区的关系又搞破裂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遭到严重摧残，现在内部又出现了危机，在这样极端严重的时刻，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分裂了。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思考，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我被迫违心地作了&ldo;申明&rdo;。

这场斗争才算结束。

此后，我和刘英同志就分开活动了，刘英同志主要坚持于浙南地区，我则主要活动在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

我们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而且互相之间心存戒备，每当必须会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

后来由于敌情严重，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开始双方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成功后才又会合。

浙南党内主要领导人之间的这些严重分歧，属于政策策略方面的，后来我在自己活动的范围内，从实际情况出发作了若干调整，刘英同志在浙南地区事实上也作了一些调整。

不过我们始终未能就浙南游击区的建设和发展作过实事求是的探讨。

至于采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手段来对待党内矛盾，在浙南党内还延续了一定的时期，带来很不利的影响。

而闽东、闽北、浙南三个兄弟游击区之间的团结，经过了这一段的波折，到抗日战争开始，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在新的基础上才得到解决。

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刘英同志于一九四二年在坚持浙江工作期间被国民党逮捕，英勇牺牲。

旧事重提，是想把历史事实交代明白。

当时我们都还年轻，又失去了中央和中央分局的领导，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对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迹。

第二个发展时期

从一九三六年六月&ldo;两广事变&rdo;爆发到同年十二月&ldo;西安事变&rdo;的和平解决，是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

从客观上说，&ldo;中央军&rdo;调走了，敌情逐渐缓和，从主观上说，是因为我们依据实际情况，适时地调整了政策，发挥了政策的威力。

我们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

前一阶段，我和刘英同志就常分开活动，我带大部队公开打游击，他带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双方紧密配合，工作比较顺当。

逐步地我们把这种活动方法提到斗争策略的高度来对待，并使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

我们分别组成了&ldo;突击队&rdo;与&ldo;牵制队&rdo;。

所谓&ldo;突击队&rdo;也就是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基本地区，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

所谓&ldo;牵制队&rdo;，就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

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并发展新的游击区。

刘英同志带&ldo;突击队&rdo;与省委机关坚持浙南地区，我则带&ldo;牵制队&rdo;在广泛的地域公开打游击。

在我率领&ldo;牵制队&rdo;单独活动的过程中，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ldo;落脚点&rdo;和&ldo;跳板&rdo;，我们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ldo;白皮红心&rdo;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

为此，我决定把建立游击基点作为&ldo;牵制队&rdo;的重要任务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

我们在一些重要地区，选择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开展工作，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离开二三十里又建立一个游击基点，这样逐步向外发展。

基点密集的，联系起来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游击根据地。

它的外围，还有分散的游击基点。

这些游击基点和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开始是临时性的，经过斗争的考验和不断加强工作得到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