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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胡先生提出的这个&ldo;可验证&rdo;的原则，就是考据学的核心要义，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也是科学赖以发生和发展的。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了乾嘉&ldo;正统派之学风&rdo;的十大特色，其中第一条就是：&ldo;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rdo;[7]这就是要求每一个论点都必须得到切实可靠的证据的支持和验证。

此外，另有两条特色值得特别提出来作为红学考据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孤证不为定说。

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周策纵先生在《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指出，红学专家有时不喜欢为自己的主张提出反面证据，他因此提出了一条有针对性的意见，作为思考、研究和写作的态度和习惯：&ldo;不惜以当下之我，难当下之我。

&rdo;他的这个意见，与胡适先生所论的考据方法，即&ldo;假设对方有律师在打击我，否认我所提出的一切证据&rdo;，其精神实质是相互贯通的[8]。

周先生还引用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话来作为红学研究的指导原则和方法：

昔吴莱有言：&ldo;今之学者，非特可以经义治狱，乃亦可以狱法治经。

&rdo;莱一金华之业师耳，心知其意，发言卓特。

近世经师，皆取是法：审名实，一也;重佐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

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

（一九一九年刻本《太炎文录》一，《说林下》）

周先生认为：&ldo;这段话正好可作我们研究《红楼梦》的人最重要的格言，也是一般治学、思考、行事最好的规条。

&rdo;[9]

周先生的议论，是可以见证于史的。

太炎先生所谓的&ldo;经师&rdo;，指的是有清一代致力于经学研究的学者;所谓&ldo;以狱法治经&rdo;，就是乾、嘉考据学（&ldo;朴学&rdo;）最大的治学特点。

梁启超先生总结了当时学者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吾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

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

三，有久坠之绝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然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

[10]

由章、梁二位先生所总结、周策纵先生所推重、胡适先生所贯通的&ldo;朴学&rdo;治学原则和方法，是对&ldo;实事求是&rdo;内涵的精辟注解，同时完全符合文明社会法律诉讼对于合法取得证据和使用恰当证据以证明案情真实情况的要求。

因此，这些治学原则和方法，就应该成为红学考据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

可是，当我们仔细考察当前&ldo;主流红学&rdo;的研究过程及其结论，就会发现：&ldo;主流红学&rdo;严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实实在在是&ldo;以讹传讹，以误证误，使人浪费无比的精力&rdo;。

《破译红楼时间密码》

代序：论主流红学研究的全面破产（3）

三、曹雪芹的著作权没有实证

&ldo;主流红学&rdo;第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的原作者。

余英时先生说：&ldo;再就考证派和索隐派双方的研究成绩来看，我们也得承认，《红楼梦》作者断归曹雪芹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能使人心安理得（即矛盾最少）的结论。

&rdo;[11]这是对待疑难问题所采取的一种非常奇怪的、不实事求是的态度。

如果&ldo;曹雪芹是作者&rdo;这一结论（及其推论过程）存在矛盾，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这个结论，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对这个结论感到&ldo;心安理得&rdo;。

著名红学家朱淡文女士所著的《红楼梦论源》用一小节文字简要而集中地列举了主流红学关于&ldo;曹雪芹是作者&rdo;的9条证据[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