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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第5页）

这儿白天的天气很热，严严地包裹着头巾确实不好受。

何况她们必须在公共场所跑来跑去地忙碌。

她们在公共场所奔忙完了，一头冲上吉普车就把头巾解下来想松口气，立即听到有人敲窗。

扭头一看，敲窗的人正比划着要求小姐把头巾重新戴好。

一位小姐心中来气，摇下窗来用英语对那人说：“我是在车内，不是公共场所！”

那人也用英语回答：“你的车子有窗，所以还是公共场所！”

其实，我们的小姐只包了一块头巾，车下满街的伊朗妇女完全是黑袍裹身，严格得多了。

对这件事，外来人容易产生简单的想法，觉得这儿的妇女太可怜了，需要有一次服饰解放。

我们在德黑兰街上专门问过几个年轻的女学生，原以为她们的想法会比较现代，谁知她们的回答是：“我们的这个服装传统已延续了一千多年，而且与我们的宗教有关。

我们没有感到压抑。”

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伊朗、土耳其政府曾明令要求人们把传统服装改为西式服装，但到七十年代积极呼吁恢复传统服装的，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青年。

他们甚至认为，只有穿上传统服装，才能恢复自己的真面目。

我想此间情景有一点像中国餐饮，一度有人提出中国餐饮太复杂，提倡西化餐饮，但到后来，即使是年轻人也渴望恢复祖父一代的口味。

在这类事情上，外人一厢情愿地想去“解放”

别人，有点可笑。

这里的服装有没有禁锢女性美？我看也不见得。

我和所有的男性伙伴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从雅典出发至今，各国女性之美首推伊朗。

优雅的身材极其自然地化作了黑袍纹褶的潇洒抖动，就像古希腊舞台上最有表现力的裹身麻料，又像现代时髦服饰中的深色风衣。

她们并不拒绝化妆，甚至让唇、眼和脸颊成为唯一的视角焦点。

这种风姿，绝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寒伧。

当然也面临问题，那就是：我们要求世界对它多元宽容，它也应该对世界多元宽容，包括对本国人民。

对于进入本国的外国女性，不应有过多的限制。

对于企图追求另类生态的本国女子，也不应有过多的呵斥。

由此想起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客死异乡的巴列维国王，他毕生都在寻找民族传统和国际沟通之间的桥梁。

在埃及时，我还和两位朋友一起到开罗吕法伊（Rifaay）清真寺拜谒了他的陵寝。

一间绿色雪花石的厅堂里安放着他的白石棺，边上插着一面伊朗国旗，摊开着一部《可兰经》。

我想，对他也应宽容，他是伊朗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德黑兰，夜宿Laleh旅馆

再凿西域

想一个人逛逛德黑兰，出门前先到旅馆大堂货币兑换处。

递进去一张一百美元，换回来一大沓伊朗最高面值的纸币，让我吃了一惊。

他们最高面值的纸币是一万里尔（Rial），印着霍梅尼威严的头像，现在捏在我手上是八十一张，也就是整整八十一万里尔！

想起伊拉克最高面值的纸币印的是萨达姆威严的头像，每张二百五十第纳尔，我们早已习惯成沓地发给路边乞讨的儿童，但那个数字，毕竟还远远小于伊朗。

货币兑换处边上站着一位风度很好的老人，一定看惯了外国人在接受这么一个大数字时的惊讶表情，便用浑厚的男低音给我开起了玩笑：“先生真有钱！”

我说：“是啊，转眼就成了大富翁。”

揣着八十一万现款逛街，心情比较舒畅。

见一家小店里有束腰的皮带，选了一条，问价钱，老板说三千，我想这与八十一万相比实在太便宜了，连忙抽出一张一万里尔的纸币塞过去。

老板不仅不找钱，反而乐呵呵地按住我的那一沓钱又抽去了两张，说真正的价钱是三万里尔。

为什么把三万说成三千呢？原来老百姓在日常应用中也嫌数字太大，就自作主张，约定俗成地去掉一个零，以缩小十倍来称呼，也不叫里尔了，叫特曼。

结果，市场只说特曼，银行只说里尔，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