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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巴勒斯坦（第8页）

目前正在特拉维夫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荆杰先生熟悉这条路，热情地带领我们走了一遍。

先是耶稣被鞭打并被戴上荆冠的地方，然后是他背负十字架游街时几次跌倒的处所，每处都有纪念标记。

相传在他游街的半道上曾在一个小街口遇到母亲玛丽亚，现在这个小街口有一个浮雕，浮雕中两人的眼神坦然而悲怆，凝然直视，让人感动。

最后，到了一个山坡，当年的刑场。

从公元四世纪开始，这里建造了一个圣墓教堂。

教堂入口处有一方耶稣的停尸石，赭白相间，被后人抚摸得如同檀木。

两位年老的妇女跪在那里饮泣，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也都跪在两旁。

基督教把这条长长的小路称作悲哀之路（ViaDolorosa），也简称苦路。

这条路在经历那么漫长的历史之后仍然不加任何现代修饰，老模老样地让人走一走，想一想。

它平静而又强烈地告诉我们：无罪的耶稣被有罪的人们宣判为有罪，他就背起十字架，反替人们赎罪。

那么，这条路，几乎成了《圣经》的易读文本。

任何像样的宗教在创始之时总有一种清澈的悲剧意识，而在发展过程中又都因为民族问题而历尽艰辛，承受了巨大的委屈。

结果，谁都有千言万语，谁都又欲哭无声。

这种宗教悲情有多种走向。

取其上者，在人类的意义上走向崇高；取其下者，在狭窄的意气中陷于争斗。

但是，如果让狭窄的意气争斗与宗教感情伴随在一起，事情就严重了。

宗教感情中必然包含着一种久远的使命，一种不假思索的奉献，一种集体投入的牺牲，因此最容易走向极端，无法控制。

这就使宗教极端主义比其他种种极端主义都更加危险。

从古到今，世界上最难化解的冲突，就是宗教极端主义。

走在耶路撒冷的任何角落我都在想，中华文明的长久延续，正与它拒绝了宗教极端主义有关。

中华文明也常常走向极端，但是由于不是宗教极端主义，因此很难持续。

从哭墙攀登到清真寺的坡路上，看到一群阿拉伯女学生，聚集在高处的一个豁口上，俯看着哭墙前的犹太人。

她们的眼神中没有任何仇恨和鄙视，只是一派清纯，好奇地想着什么。

她们发觉背后有人，惊恐回头，怕受到长辈的指责，或受到犹太人的阻止。

但看到的是一群中国人，她们放心地笑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馆

警惕玩弄历史的人

今天去加沙地带。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一到关口，就感到气氛比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还要紧张。

迎面是一个架势很大的蓝灰色关卡，以色列士兵荷枪实弹地站了三个层次。

头顶岗楼上的机枪，正对准路口。

远远望进去，经过一个隔离空间，前面便是巴勒斯坦的关卡。

这里要查验护照，但谁都知道，护照上一旦出现了以色列的签证，以后再要进阿拉伯的其他国家就困难了。

因此，前几天从埃及进关的时候用的是集体临时签证，但那份签证今天并没有带在身边。

于是，我们这帮人究竟是怎么进入以色列的，都成了疑问。

更麻烦的是，几辆吉普车无牌照行驶的问题，在这里也混不过去了。

有一辆警车朝我们的车队驶来，警车上坐着一位胖胖的以色列警官，看派头，级别不低。

他不下车，只是用沉闷的男低音调侃我们：“你们，居然连什么文件也没有？没有签证，没有车牌，没有通行许可？”

他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车队，耸耸肩，不再说什么，只让我们自己得出结论。

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打电话找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