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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杀机已至（第3页）

等让民众拥护的基本政策也放置一旁。

此时的李大成及其将士，忙着改朝换代的巨大胜利，起义军的领导者忙着改定官制，筹备登基分封爵位。

水家王朝降官趁机投其所好，阿谀奉承，深得大顺政权的重用，起义军很快被封建主义思想和地主阶级生活方式腐蚀。

大顺政权“追赃积饷”

政策，虽然填充了大顺的国库，但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惩罚水家王朝官僚贵族造成了严重后果，采取的过激政策使投降者离心离德。

大顺政权的主要人物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人贪污腐化，恋栈权势，严重削弱了李大成的军心。

其次，生活蜕化变质，让李大成的大顺政权脱离了本色，李大成及其大顺政权内的诸多将领，在推翻水家王朝的过程中历经千辛万苦，与士卒同甘共苦，能够保持农民阶级艰苦朴素的作风，并且得到了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但是进入京都城之后，李大成身居内宫，与世隔绝，周围的将领都希望他早日登基，然后论功行赏。

换句话说，以李大成为首的农民军领导忘记了夺取天下的不易，更没有注意到吴三桂和辫子军的威胁，整日饮酒作乐，以为占领了京都便可以得享万世太平，生活上极度蜕化变质，已经忘了当时起义的初心。

其中比较令人惊诧的例子是李大成占据京都城之后，对劳苦功高的刘宗敏、田建秀、李过、刘芳亮、谷英等人大加赏赐，李大成与刘宗敏，李过等人瓜分明王室的宫女各三十人，连牛金星、宋献策等谋士都分到数人，这种行为大大降低了人们对起义军的预期。

整体而言，整个大顺政权的领导都完全陶醉于糜烂的生活之中。

再次，军纪的败坏松弛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军的战斗力，跟随李大成起义的，基本上都是饱受水家王朝压迫的农村小生产者，他们为了生存跟着李大成走南闯北，东拼西杀，建立了很多功勋。

但是进入京都城之后，农民军的阶级本性开始显露，他们逐渐滋生了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的思想，意志衰退，思乡厌战，军纪松弛，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

军纪的松弛导致很多人开始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甚至开始抢掠作恶，李大成的大部队进入京都之后，到处掳掠居民，奸淫妇女，让京都城内的居民十分厌恶。

连李大成颇为倚仗的大将刘宗敏，都垂涎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最终导致其冲冠一怒为红颜，可以说，李大成军队军纪的松弛导致战斗力极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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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农民军缺乏组织性，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乌合之众，内部自相残杀，李大成农民军总共有十三家，虽然都尊奉李大成，但实际上内部之间十分不团结，互相残杀，这成为李大成失败的重要因素。

这种内部的不团结其实由来已久，早在新皇九年，李大成和张献忠两支农民军的时候，两人都经常发生摩擦，整体上削弱了农民军的力量，给予了敌方各个击破的机会。

李大成的农民军流寇作风十分明显，史料中多次出现描述李大成军队掠﹑焚﹑屠等字样。

在对待水家王朝降官时，更体现出李大成山大王的气质。

史书记载，在京都的四十二天中，大顺军共掠银七千万两。

此时，水家王朝的残余势力并没有清除，辫子军也对中原虎视眈眈，而李大成等却急于享受。

在山海关战役中，辫子军的出现是李大成始料未及的，当辫子军突然出现之时，李大成军队难以抵抗，再加上农民军习惯于流动作战，打不赢就跑是他们的正常反应，于是他率军逃走，迅速回古都。

京都战役关乎大顺政权的存亡，而李大成的决策竟是打不过就逃跑，与流寇十分相似。

李大成听到辫子军攻城后，“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成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

。

李大成此时的做法就像山大王的做法一样，带着胜利物品回陕西，他的梦是陕西皇帝梦，不是中国皇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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