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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庸之道（第3页）

有最明晰之见解者，著者一生所遇，莫如“野叟曝言”

这是一本绝对孔教主义的小说。

内容特着重于揭露和尚的放浪生活。

书中主角，为一孔教的超人，他奔走说合那些光杆土匪和土匪姑娘的婚姻，劝他们好好替祖宗延续胤嗣。

此书与“金瓶梅”

不同，金瓶梅专事描写浪子淫妇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贞洁而合礼的人物，结成模范夫妻。

这本小说之所以被目为淫书，其唯一原因为作者把书中男女，有意处之于尴尬之环境。

但是它的最大效果，确为婚姻与家族问题之可信的辩论，并发扬了母性精神。

这一个对于“性”

的见解为孔教学说关于情欲之唯一表彰者，子思在中庸中对于人类七情之意见，盖反覆申述“中和”

以为教焉。

今后东方人所称为“过分”

的西方学理而取此态度，就觉颇有难色，西方人实在太易于被种种主义所奴役。

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种都是过度膨胀的机械工业制度的后果。

人忘却了国家人民而存在，非人民为国家而生存：像共产国家，视人民为某阶级之一员；或国家机构的一份子，此等见解衡之以孔子学说对于人生真目的之解释，怕不立即丧失其动人之魔力吗？反对乎诸如此类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张其生存之权利之寻求幸福。

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

中国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权，那须得舌疲唇焦去劝服一般仁人君子，谓国家之强力，远较个人之幸福为重要。

一位精密观察者看过重当时建立于江西的共产政府，贡献了共产政权所以在中国必定失败的最大理由，不管它如何优越于其他封建军阀统治的区域，其事实为那儿的人民生活太机械化，太不近人情，总是不相宜的。

中国人之讲情理的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种机械，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

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厌恶法律与政府的机械论的看法，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为不可能。

严厉峻刻之法制统治，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我国盖已屡屡失败，它的失败盖由于不受人民之欢迎。

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纪中，中国曾有大思想家建议而付诸实施。

商鞅即为实验法制政治之一人。

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诸候，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其结果，把他的头颅偿付了政治效力的代价。

秦本为僻处甘肃边陲的次等邦国，历史上怀疑其混合有野蛮的部落，赖商鞅之努力擘划，建立了勇武的军队，征服了全部中国。

乃其统治权曾不能维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国卒悲愁地倾覆。

此无他，盖其以商鞅所施于秦国之同样政治方式，施之于中国人民全体之故耳。

秦代之建筑万里长城，确有其不朽之功绩，然亦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

致断送了秦始皇的帝统。

加以中国人文主义者不断宣传其教义，而中国人民在过去常被治于个人政权之下，故“法制纪律”

中国人称为“经”

者之不足，常能赖“便宜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