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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农家（第2页）

附庸已蔚为大国，而农商二业，犹视为一家之学也。

《管子·轻重》诸篇，所言不外三事：（一）制民之产，（二）盐铁山泽，（三）蓄藏敛散。

制民之产，为农业社会制治之原。

然东周以后之政治，有不能以此尽者。

盖人民生活程度日高，社会分工合作益密。

则日常生活，有待于交易者日多，而兼并因之而起。

兼并之大者，一由山泽之地，渐为私家所占。

二则工官之职，渐归私家所营。

三则“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

。

于是“蓄贾游于市，乘民之急，百倍其本”

，遂使“知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

矣。

《管子·国蓄》。

土地任人私占；一切事业，皆任人私营；交易赢绌，亦听其自然，官不过问。

此在后世，习以为常，在古代则视为反常之事。

故言社会生计者，欲将盐铁等业，收归官营；人民之借贷，由官主之，物价之轻重，亦由官制之也。

此为农家言之本义。

以此富国而倾敌，则其副作用耳。

汉世深通此术者为桑弘羊，读《盐铁论》可知。

惜其持论虽高，及其行之，则仅为筹款之策。

王莽六管及司市泉府，所行亦此派学说。

惜乎亦未有以善其后也。

此派学说，必深观百物之盈虚消息，故用其术亦可以富家。

《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计然、范蠡、白圭之徒是也。

计然之说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

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此盖深观市情，以求制驭之之术。

其观察所得，为“贵上极反贱，贱下极反贵”

。

故白圭“乐观时变”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也。

其行之之术，重于“择人而任时”

。

故“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

趋时若鸷鸟猛兽之发”

。

白圭又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